“事实上，“性情中人”经常被用来开脱一个人犯下的错误，它暗示说，一个人可以为了“坚持自己”，执着于自己的真实情感，而不惜违背社会公认的是非观。”

　　“瘾君子的优势在于，他们一直在歌颂上瘾行为赋予人的美好品质，如优雅，从容，恬静，从而让每一个同道都得到了起码的尊重。”

　　参加一个聚会，座中有位八秩长者，饱经沧桑而面有英气，头上犹有许多青丝，谈吐十分优雅，众人围拢，聊得意兴盎然。老先生说及自己的情况，“我有两个爱好，你们可能想不到，”他说，“一个是打麻将，可以从白天一直打到凌晨两点，另一个是抽烟，要不是前阵子病了一下，我是一天照着一包那么抽的。”

　　一片赞叹。有人立刻说：“真乃性情中人！”

　　过去听到“性情中人”，只觉得是说此人可交，有情义，懂得感恩，别人对他多好，他也对别人多好，现在我知道，它还有“随性”的一个涵义。但是，随性是一种品质吗？想象一下，换另一个人，面黄肌瘦，或是脑满肠肥，他即便打麻将打到凌晨三点，只会教人嘀咕“作死去吧”。再换一个不太极端的情况：一个中年人，脸上略有烟火色，牙齿泛黄，一边吃饭一边斜着嘴点烟，想必招来的也是关心，而非赞誉：“小心点，身体要紧。”

　　一样的行为，一些人做了叫性情，另一些人做了就是作践自己。为什么？

　　我想是这样：那位老先生，我们相信他的人格是健全的，他抽烟，他打麻将，之前都充分权衡过了行为的后果，他达到了一个做人的境界，因此“恶习”在他那里是性格的一部分；如果他在体质不佳的情况下仍然保持这些习惯，那也会被视为一种坚持，是明知不可为而为。而有些人有同样的习惯，我们就认为他们不自重，放纵，一意孤行，他们的行为并非性格使然，而是出于无知或愚蠢。

　　所以归根结蒂，印象和信任是第一位的，只有在确信一个人是“尊者”时，我们才会“为尊者讳”。不是尊者，轻则提醒，重则诅咒，“愿病魔早日战胜某某某”之类，那是恨不能除之而后快了。

　　最近读一些西方人的随笔。发现法国人有一点跟中国人相似：他们也喜欢尊崇名人。法国人将名作家视为舵手或领导，有任何问题都去求教，而当这些人有什么毛病，或是弄错了的时候——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法国人总会想方设法替他们解释，让人相信，他们这么做是出于性格：要是不这么做，他们就不是他们，不是我们熟悉和喜爱的他们了。

　　2006年，巴黎举办了一次纪念萨特诞辰的图片展，其间，法国的工作人员在喷绘萨特像的时候，把萨特的标志——从不离手的烟卷——给抹掉了。萨特一天要抽两包烟，于是，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率先将此事披露给了英文媒体，消息迅速传开，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笑话。萨特的名气太大，国内国外的追随者无数，英国人嘲笑说，法国人只知维护萨特的完美，连萨特的性格都不要了，哪里像英国人，总是为丘吉尔留着粗壮的雪茄。

　　这则轶事，我是在汉学家李克曼的《小鱼的幸福》里看到的。李克曼掌握了很多文坛冷知识，他说，这件事如果让萨默塞特·毛姆来评论，毛姆会对英国人嗤之以鼻，因为他“很爱（法国）这个国家，他赞成这种对作家的态度”。毛姆认为，只有非利士人，也就是新约圣经里耶稣所斥的粗俗而没文化的人，才会觉得“严肃地对待艺术”是很可笑的事情。

　　毛姆早在1965年就去世了，李克曼是从他留下的文字来推断他对此事可能的反应：英国人认为法国人不懂萨特的性情，毛姆却觉得，其实是英国人不懂法国人的性情；英国人不尊萨特，他们仅仅借此事来讥笑骄傲的高卢鸡，但一贯毒舌的毛姆，却打心眼里尊着法国人，认为他们行事“自有道理”。

　　为此，我去翻《毛姆笔记》，一部个人特别喜欢的集子。毛姆的小说有些过于光滑，人物的性格总是偏于单一，他留下的笔记却是睿见琳琅。关于法国人，毛姆说道，由于作品多，阅读人口不足（只有英语阅读人口的五分之一），法国人很尊崇一些著名评论家，而法国作家则特别在乎评论家、作家同行、高等读者的看法。毛姆本人很富有，不必羡慕法国人，但他由衷地赞赏这种关系，认为法国人对待艺术是认真的；他还说到一点：“法国当然也有一些作家对金钱不屑一顾，对荣誉嗤之以鼻；而由于法国人慷慨宽厚，这些作家便获得了一致的绝对尊敬。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法国作家，若按合理标准来看显然无足轻重，却享有盛誉，特别受年轻人的推崇，外国人对此实在摸不着头脑。”

　　的确都是正面的话。虽然意思几经曲折，毛姆终究还是流露了真性情：他喜欢法国人，相信他们即使犯下一些明显的错误，也是因为他们具备的某种优点。

　　事实上，“性情中人”经常被用来开脱一个人犯下的错误，它暗示说，一个人可以为了“坚持自己”，执着于自己的真实情感，而不惜违背社会公认的是非观。比如，如果我与一个朋友情投意合，见面就必须酒酣耳热，如果有必要，我甘愿冒风险开车送他回家；再比如，如果我嗜好抽烟，即使身体心肺已不太给力，我也不会断然放弃这一习惯。

　　如果一个人不偏执，他连成为“性情中人”的机会都没有。在《小鱼的问答》里，李克曼也写了一篇谈论抽烟的。他反复嘲讽“抗烟激进分子”的虚伪，就像毛姆认为英国人不懂法国人的心灵，李克曼认为他们不懂吸烟者的渴望。他所举的论据，无非来自文学艺术界的衮衮名流：波德莱尔的烟斗，马拉美的雪茄，巴赫抽烟，塞尚和德加画过抽烟人。他还谈到，塞缪尔·约翰逊认为，荷兰人的恬淡平和，与他们爱抽烟大有关系，而他的好友霍金斯则记录了约翰逊的话，说“香烟的用量减少，患神经病的几率增加。”

　　说来说去，似乎只要是抽烟，就是跟天才前辈们攀亲带故了。但是，容我较真一记：从没听说哪个纤夫，因为列宾的《伏尔加河纤夫》而赞美自己的职业，也没见哪个农民说，自己乐意种地，只为追慕米勒《拾穗者》里的境界。这些也都是美丽的世界名画，为什么唯有烟民能自我感觉良好呢？

　　李克曼说，他自己已不抽烟了，但“若餐馆、会客室和其他公共场所提供选择的话，我会自觉地进入吸烟区：因为那里的人比较容易亲近”。还真是这样，嗜烟者们互看彼此，大家都是性情中人，把社会规范视为陈词滥调、俗人愚见；而成功戒烟的人，非但不会悔昨日之非，反而会以一种过来之人的口吻，告诉我们“烟民的世界你根本不懂”。

　　一个猛吃汉堡的胖人是很难得到尊重的，但如果一个胖人已经得到了尊重，他是可以猛吃汉堡的；而瘾君子的优势在于，他们一直在歌颂上瘾行为赋予人的美好品质，如优雅，从容，恬静，从而让每一个同道都得到了起码的尊重。在这个意义上，英文里的unsophisticated或sentimental都不足以对应“性情”这个词，性情中人，是一个足够sophisticated（世故），却因此而更显得unsophisticated（不谙世故）的人：我知道抽烟有害，可我就是要抽，直到你们严肃地对待我的执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