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过不惑之年，身边发生的变迁太多，太多，感受最大的莫过于电话。

　　1983年9月，我刚走出校门，到胜利油田参加会战，石油工人“天当被，地当床，头戴铝盔走天涯”的英雄主义和大无畏的气概感动着我，激励着我。同时，那艰苦的环境，寂寞的生活也使我身心疲惫。特别是对远方亲人的思念更加让我倍受煎熬，与家人、同学、朋友联络的唯一办法就是写信，而信件往返一般情况下也需要20天左右，有时还会更长一些。那时才体会到“家书抵万金”的伟大与正确。

　　令我难忘的是1985年农历腊月25日，呼啸的北风夹杂着漫天大雪席卷黄河三角洲。我在工地已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凌晨1点多回到宿舍，已是精疲力尽，饥寒交迫，一种难抑的失落感凄然而生。但一想起明天就要回家过年啦，心里又暖融融的，一茶碗白酒下肚后，机器的轰鸣声陪伴我进入了梦乡。不知什么时间我突然被队长叫醒我说：“情况有变，春节请假一律不准，要坚持上班。”我一下头大如缸，原计划春节回去订婚，如今如何向家人解释，如何向女朋友解释，当时，差点晕过去。我急忙穿上衣服赶到5公里以外的基地，准备打电话向家里说明情况。走进邮局说明来意，电信服务员听说向陕西洛川打电话，一张十分清秀的脸庞当即表现出很惊诧的神情。随即她要求我交30元押金（30元时当时一个月的工资的三分之一），开始转动摇把子电话，“喂，请接陕西洛川。”为了对方听明白还重复是“耳夹”“陕”的“陕”。这时我坐在邮局的木凳子上进入了漫长的等待，饥肠碌碌，却又不敢去吃饭，上厕所也得跑步前进。临近中午12点，工作人员告诉我：“打不通，我们要下班了，下午再来。”逐客令已下，我万般无奈，最后只好花了10元钱向家里发了份电报了事。

　　1990年3月，我从山东调回洛川，在石头烟站工作。乡政府所在地没有邮电所，几经周转电话才能打到县公司。烟叶收购时要向县公司报告收购进度，还要筹措收购资金。为了便于工作，县公司给各烟站配备了一部对讲机。过去只是在电影上见过，这回看到“真家伙”，插在腰带上也挺神气。汇报工作，报报表不用再坐往返6个多小时的汽车，觉得很方便，很实用，感觉也挺好的。

　　1995年，我们洛川的经济社会也进了一大步，那年9月，我又是填表申请又是找路子，花了3600元钱在家里安装了一部固定电话。当天便向在杭州学习的妻子报告这一“特大喜讯。”然后找来报纸，照着广告下边的电话挨着打，听到对方来自五湖四海的声音，心情是那样的舒坦，岂不知那月的电话费花掉了我260多元，这件事后来成为同事、朋友茶余饭后的笑谈。

　　2000年，手机逐渐装备普通民众，我一狠心买了一部，后来又给妻子买了一部，再后来也给上中学的儿子也买了一部。与父母居住较远，平时难得回家，打固定电话，有时老人外出无法接听固定电话，多有不便，为了方便也免得老人牵挂，也给老爹、老娘各装备一部。打个电话报个平安，问候问候老人，省了好多事。现在我和身边许多人一样，走在路上打手机，上厕所也打，时时都在打手机，久而久之，竟然记不起打固定电话。但固定电话仍然坚守岗位，严阵以待，每月的通话费不足10.0元　。

　　现在用手机可以上网，可以看电视，它的用途还会有些啥，我真的想象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