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媒体报道，“法国政府调涨烟价，1/5烟民从邻国购买”。报道指出，2017年，有13.7%的法国烟民到邻国采购，2018年这一比例上升到16.4%，在采购比例最高的大东部大区和上法兰西大区甚至近50%的烟民曾到邻国购烟。法国公共卫生部门表示，跨境购烟比例的上升，与2017年至2018年法国烟草价格再次上涨直接相关。

　　2019年3月，法国烟草价格再次上调，每盒香烟最低价格达到7.42欧元，政府的目标到2020年提价到10欧元。相比之下，邻国的价格普遍低于法国，卢森堡每盒平均4.6欧元，西班牙为4.52欧元，意大利为4.76欧元，德国为5.47欧元，比利时为5.88欧元。这种价差，让到邻国购烟的法国民众和购烟数量到还有可能继续提升，法国吸烟率下降的背后原来是邻国卷烟的“外卖”提供。

　　与其嘲讽法国政府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不如正视控烟本身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对烟草施以重税，始于烟草16世纪初期从南美传入欧洲并进而传遍世界开始，但当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1595年，在英国药学家首次提出吸烟具有健康危害性之后，英国成为全球第一个明确以控烟之名对烟草征收重税的国家。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于1604年发表《反烟檄文》，将每磅烟草的税收从2便士提高到82便士，提价幅度达到了40倍。

　　此后，为了加强烟草控制，包括我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对烟草制品实行“寓控于征”的重税政策。

　　从我国的情况看，涉及烟草行业的税种主要有烟叶税、消费税、增值税、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此外，因为我国烟草企业属于烟草专卖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在缴纳各项税收之外，还需缴纳国有资本收益、专项税后利润等。按照向国家财政税务部门缴纳的全口径税费占烟草企业销售总额的比重计算，我国烟草综合税负目前高达66.8%。

　　根据世卫组织《2017全球烟草流行报告》的数据，全球卷烟平均税负为56.1%，其中高收入国家为65.1%，中收入国家为54.6%，低收入国家为31.3%。也就是说，我国烟草税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远远高于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自加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来，我国卷烟平均价格持续提高，从每盒卷烟零售价格2006年5.1元提高2018年为13.9元，年均增长率达到8.3%。

　　可以说，我国卷烟价格与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我国基本国情、国际地位相符合，与居民收入水平、消费能力相适宜。

　　外界之所以一直有对卷烟提价的各种鼓噪，其依据就是对于控烟的推动，近期鼓动提价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要知道当初詹姆斯一世的大幅提价，由于政府突然大幅提税，导致走私泛滥，造成管理失控，尽管消费需求并未减少，政府税收却大量流失。很快詹姆斯一世就不得不改变政策，把每磅烟草的税收从82便士降低至12便士，结果走私大为减少，政府税收快速增加。

　　实际上，由于烟草制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较低，提高税收对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效应通常大于控制烟草消费的效应。按照阿瑟·拉弗的“拉弗曲线”，卷烟有其合理的税负区间，当税率超过某个点后，将进入“税收禁区”，无法给政府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其中的原因是当税率过高时，消费者会考虑停止或减少消费，或转向购买不需缴税的非法卷烟。

　　很显然，提价对控烟严格说，对于减少烟草消费肯定有积极的作用，两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但并非绝对的等比例关系。以法国为例，2018年法国卷烟销量减少了约9%，但购买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以及到邻国购烟的比例提升，稀释了9%的实际效果。就像高血压不能多盐，却不能因噎废食不能食用。基于控烟的考虑，提价的时机、程度和节奏也比提价本身更关键。

　　这是一个关键，烟草的提税需要统筹考虑推进控烟履约、保证财政收入等多方面因素。

　　除了对财政税收带来直接影响，对控烟只会提供有限帮助之外，过快、过高提高烟草制品价格，也会伤害到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短期内，消费者基于消费成本的增加，有可能选择低价卷烟甚至自制卷烟；长远看，会逼迫消费者从合法途径转向了其他方式，比如在国外购买香烟，购买走私卷烟，不仅安全性得不到保障，还会进一步带来财政收入的非必要性缺口和流失。

　　更大的危害在于，当消费者不得不转向低价产品的时候，极有可能给烟草的制假贩假以可乘之机，劣质、假冒卷烟将会对消费者带来更大的伤害。以今年上半年为例，全国共查处案值5万元以上假烟走私烟案件5201起，查获卷烟17.2万件，查获走私烟7.1万件，收缴制假烟机159台，查获非法烟丝1.5万吨，维护消费者利益并不是粗暴地告诉他们“不可以”。

　　这是另外一个现实，一味提高烟草制品售价并不是最好的控烟手段。

　　正是基于此，对于控烟的态度，包括通过提价等手段来推动控烟从来不是做与不做的问题，而是怎么做、怎么做更好、怎么做更有效的选择，法国的例子再一次告诉我们，过激化、片面化、极端化的做法不仅是一厢情愿，效果上还会适得其反。酒驾的减少，当然离不开法律的严惩，但也要看到公民素质的提升、酒文化的改变、代驾的成熟无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