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近日，这种“中国式过马路”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成为热议话题。

　　“红灯停，绿灯行。”这是世界通行的交通规则。据相关资料显示，在发达国家，红灯、绿灯是行人、车辆“Go”和“Stop”的命令，自觉得近乎条件反射。在欧洲国家、美国、澳洲各大城市，红灯一亮，行人自然在马路两旁伫立不动，绿灯一开，鱼贯而过。同是亚洲国家，日本东京、韩国首尔的人流量和车流量一点不亚于中国任何城市，但大都各行其道，井然有序，很少有行人、车辆闯红灯，更不会“凑够一撮人”结伴去挑衅红灯。

　　举这样一些例子并不是表示我崇洋媚外，表面现象对比的不同必然存在其深层的原因。我觉得出现“中国式过马路”有这样一些原因。

　　一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下，超越规则似乎比遵守规则更受人推崇。在中国，规则意识很早就有，格言古语都强调过，最著名的便有“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尽管规则意识自古有之，可是相比之下超越规则似乎被更多的人所推崇，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规则的存在，并不一定得到广泛认可。“成王败寇”，靠的就是“王们”敢于打破规则，因此，从心底里国人对于破坏规则还存在着一定的快感。另一方面是大多数中国人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去对待规则，而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自觉遵守规则，把遵守规则内化为人格的一部分。“对我利大于弊的规则，便去遵守和利用”；反之，就无视规则。“灵活变通”被广泛赞扬，尽管这种变通，有时是违背法律和道德的，而只要在当时得到好处，就大行其道。在许多人心里，不但不以不遵守规则为耻，反以践踏规则为荣。红灯来了，大咧咧闯过去，习以为常，最好是最后逃避了处罚，那更是沾沾自喜，在某一刻还可以说出来作为炫耀的资本。践踏规则而逍遥法外，就是一种让别人羡慕嫉妒恨的特权享受。享受特权，不独是特权者的习惯，也成为普通民众的奢望。

　　二是中国的汽车文明发展时间还较短，公众适应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中国改革开放才30年，而欧美发达国家的汽车文明已经走过了几百年的历史，对于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的民众来说，能够快速适应工业时代的带来已属不易，适应它的规则应该要给予更多的时间。世界上的规则文化，伴随着工业文明、都市文明和公民社会而成长、成熟。而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农业社会自由散漫的思维方式，对于中国人的影响还很大。中国是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的后发国家，公民社会更是“才露尖尖角”。当代中国人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或跳出农门成为都市人，或从农村移民到都市。农村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都无须深刻的规则意识，如同种麦子，上午八点种与九点种是没有区别的，正因为如此，许多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根深蒂固，习惯成熟的规则文化，还有一二代人的路要走。

　　三是规则的制定缺少以人为本的理念，这也与中共的政治制度直接相关。在中国过马路闯红灯有时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某些地方不闯灯是根本过不去马路的，信号灯时间太短，转弯的车辆太多，而且根本不让行人。在指责行人违章过马路的同时，还应看到在不少地方的城市规划中存在着忽视和漠视行人交通权利的倾向，助长了违规行为的发生。为什么横跨道路栅栏的危险行为屡禁不绝？这与天桥、地下通道、斑马线的设置不合理有极大关系。行人乱穿马路是造成交通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却很少有人反思城市交通设施是否周到方便。有交通研究表明，人行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的最佳间隔距离是150米，否则就超出了人的忍耐极限，可能造成行人乱穿马路。但是，中国城市规划者闭门造车，他们认为“马路就是用来让车走的”，很少考虑的行人的利益，常让行人兜大圈。行人过马路确实算不得什么大事，但它体现了城市对行人交通权利的关怀程度。道路设施应以人为本，只有保障人的通行便利，才能逐步培养公民良好的交通法规意识。知名时评家童大焕说：“良好的规则和规则意识的建立，必须源于公民平等自由的参与，而不是强者的逻辑，弱者的服从”。而以人为本的善政，无疑是公民自觉参与的发动机。

　　说“中国式过马路”与中国的政治制度有关，主要是因为我们处在急剧转型期，什么都追求“快”，一停下来就担心落后于他人，落后于时代，抓不住机会，所以每个人都很急。国家经济也立下“保七争八”等目标，并为此不遗余力。似乎不能保住发展的快步伐，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就会停滞了。也许，当中国政治场上真的不再以某些经济数据作为官员政绩考核主要指标，而“人民的幸福指数”被广泛追捧，发展不再匆匆忙忙；当各城市领导不再把十年二十年的经济目标压缩在自己短暂的任期内；当中国经济不再是政绩经济而是民生经济时，城市文化塑造出从容优雅的市民，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自然也就存在了。

　　四是“侥幸心理”“从众心理”也是“中国式过马路”出现的重要原因。那些破坏规则的人，都明知其行为不光彩，并且要被追究责任，但只要有集体行为的迷彩服和法不责众的防弹衣的庇护，他们便可放纵自我，“法不责众”成为所有漠视规则者的护身符。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个是头上浩瀚的星空，另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基于平等契约精神的规则和道德律，一直是中国人的心灵稀缺物。

　　治理“中国式过马路”，要依靠人人平等的法治。香港、新加坡等先进城市司机开车文明，是因为害怕违法，违法被认为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而在中国内地，司机对逆行、乱掉头习以为常，少数司机违法被交警抓到了，不仅不认罚还打骂交警。而行人闯红灯，更是司空见惯。人们对道德规则，甚至一些法律漠视，对他们来说出了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而不是找法律。所以矫正“中国式过马路”，建立中国的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必须普及法制文化，健全法治社会。

　　治理“中国式过马路”，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更要做到公平、公正。就以治理酒驾为例。酒驾在过去，一直是中国的马路杀手，每年都有数十万鲜活生命，丧生在醉醺醺的车轮下。而自从酒驾入罪，以刑法打击酒驾违法行为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成为职业司机和私家车主的自觉习惯。打击酒驾之所以取得奇效，酒驾事故锐减，主要是空前的执法力度和执法的公平、公正，树立了法律应有的尊严与威严。因此，治理“中国式过马路”可以借鉴治理酒驾的一些经验。

　　治理“中国式过马路”，最根本的方法还是加强全面素质教育，提升现代文明水平。从一些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在中小学生中“中国式过马路”现象出现得较少，这说明我们下一代的文明素质在提升，教育的力量开始展现。柏杨说“判断一个国家是文明抑或野蛮，只要看他们的车辆对斑马线、对红绿灯的尊敬程度，马上就可得出结论”，现在我们把“中国式过马路”提出来，然后采取措施去治理，这本身就说明我们正在文明的道路上迈进。

　　马路是现代文明的镜子。“中国式过马路”的现象，折射了当下的中国政治文明。相信通过引发公众的关注，为“中国式过马路”的改变生发力量；通过建立好的制度，引导国民形成好习惯；通过好的习惯，形成好的国家文明。当中国人在红灯前自觉站立，这个古老国度的现代文明也向前迈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