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水墨丹青在墙上、纸上、绢帛上游走了千年以上，某天，有人却把它装在方寸大小的鼻烟壶中。怎么说这也算一项小小的文化创新，它除了笔墨功夫外，技巧尤为重要。据说，发明者既不是文人，也非画家，而是一位僧人，这肯定与我们的想象大相径庭。

　　说的是乾隆末年，北京有一位居住在破庙里的落魄文人，他吸鼻烟成瘾却又生活窘迫。于是便找出过去使用过的玻璃烟壶，用烟匙掏刮粘在壶壁上的残存鼻烟，久之便在壶壁上留下道道纹理。此状启发了庙里一位和尚的遐思，他便于诵经打坐之余，用一根弯竹签蘸上颜料，伸入透明的玻璃壶内，于壁上练习作画，嗣后便有了内画烟壶的问世。此说可信度无可考究，不过至少说明，这跟牛顿由苹果落地而发现地心引力一样，皆由偶然中使然。

　　内画烟壶的出现不仅使国画艺术更臻惊艳，而且也为中国工艺美术的庞大家族又添新丁。

　　鼻烟从明末由西洋传入中国，几乎风扉了整整有清一代。有趣的是国人对盛装鼻烟的烟壶之青睐竟然超过了鼻烟本身，因之，才创造出各种材质、多种形制的烟壶争奇斗艳。小小掌中之玩竞得“中国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之誉。

　　“壶”最早是古代的青铜酒器，口小腹大可盛流质。鼻烟刚从西洋入国时，盛鼻烟的器皿叫“烟瓶”“烟盒”。是时，人们将鼻烟纳入类似烟壶的药瓶以贮之。照此称鼻烟瓶便合理，何以叫做“壶”。概因，西洋运来的瓶装鼻烟大的装一斤，小的也有四两。为方便使用，国人将其分装成小瓶，如果小的再称瓶，必与原装大瓶相混，于是便起名曰“壶”。虽与古代之壶大义稍有不洽，但形制与之相同颇多。《清会典》载：“乾隆十三年，赐安南国王鼻烟三瓶，烟壶二”，此中瓶与壶之称谓，不解也明。

　　中国远在秦汉之前就能制造玻璃，初时称“料器”，玻璃一名为泊来之称。用玻璃器皿装鼻烟是最为合适之物，它不仅防潮防湿，且可从外观察瓶内鼻烟品质如何、容量多少。玻璃烟瓶可以说是共鼻烟与生俱来的，因之最早的烟壶当是“料”质为多，其它都是后起之物。康熙时发明了一种套料鼻烟壶，即在一色玻璃烟壶的底子上贴塑另一色或几色玻璃，再雕琢出图案，使玻璃烟壶从单色发展为多色套料。而乾隆时发明的金星料和料胎珐琅彩鼻烟壶更是奇中之葩，此时的玻璃烟壶的制作几近登峰造极。直到那个和尚的偶见，内画烟壶方一技独秀，成为晚清至民国间的壶中之魁，至今未曾凋谢。

　　用弯尖的细细毛笔伸入小口大腹的壶内，在磨砂的壁上勾勒出一幅题款、印文俱全的可人画面，无论如何是个绝佳的技艺，它要求绘制者必须熟练掌握背面技术，因为在这寸天厘地之间，一切都须“反着”进行。清末内画烟壶出现过著名的三派，即以马少宣、叶仲三、周乐元为代表的京派，以王凤浩、毕荣九为代表的鲁派和后起之秀的冀派。

　　今日所赏烟壶便为周乐元的作品（见图）。壶为水晶质地，扁平状，直口溜肩，下腹较大，全高4.4厘米。挖膛不到一寸，却见两幅精美的画面闪跃其间。这一面画中以小写意之技法染出三条游鱼。右下方为鲢鱼，上背着墨浓淡渐进，下腹扫白深浅分层，圆目专注，大嘴微张，鱼鳞隐现，鳍尾飞扬。斜上方的一尾鲶鱼，头近蝌蚪，尾如蛇后，两须呲伸，四鳍曲张，正做奋力腾游之状。在这两鱼之间，有一条小鱼虽为廖廖数笔写就，却是神形毕观。三鱼追逐的一丛萍草，墨叶随风乱翻，野茎就波摇曳。壶的右上方写有题款：“年年有余，癸卯年冬周乐元”，并描有朱印。壶的另一面也为鱼乐之图，在墨叶红荷之间，有一红一黑两尾鲤鱼反向游乐其间，浮萍泛绿，荷蕾染脂，一团祥瑞，溢满荷塘。如此方寸之地竟是用写意之笔传情达意，落墨堪叹精绝，非为大师弗能如也。

　　周乐元堪为内画壶的一代宗匠，原为清同光年间的一位宫灯画师，文学绘画颇有造诣，因而转行烟壶内画之后，很快便成为领军人物。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山水、人物、花鸟、草虫无不精美。山水画以皴染为主，花鸟草虫多以写意落笔。所画的这种“边角小景”，意韵隽永，情趣盎然，硬是把清代著名画家新罗山人着墨于宣纸上的景致，逼真地浓缩于小小的鼻烟壶内，难怪当朝及后世都对他的内画烟壶追捧不已。

　　吸食鼻烟的确不是一种好习惯，然而就是这种不雅之俗却造就出一种精巧的艺术。一如皇家的骄奢而遗留故宫于后世，让人真是对始作俑者不知该作何种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