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的禁烟广告，上书：“它不会被你所吸，而将反噬你。”

　　以种族主义为宗旨，无意间开世界先河

　　二战前及战时，纳粹德国当局推动的禁烟运动一度领先世界。然而，由于被附加了种族主义动机，随着法西斯政权覆亡，一系列堪称开创性的举动也化作过眼云烟。

　　纳粹德国的罪行罄竹难书，不过在二战前及战时，这个法西斯政权也做过一件“善事”——率先认识到吸烟有害健康，并大举推行禁烟。只是，由于从一开始就被要求为“打造优等民族”服务，本可在世界公共卫生史上留名的此举，随着纳粹败亡而湮没无闻。

　　最近，一位美国学者通过对相关档案的研究，还原了纳粹德国鲜为人知的“禁烟史”。

　　烟草被视为“优等民族”大敌，并提出“被动吸烟”概念

　　“纳粹非常反对女性抽烟，认为这不利于养育健康的下一代，所以经常动用警力来阻止她们抽烟。那么多女性保持健康，得‘感谢’纳粹的家长式作风。”日前，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罗克特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直言。据这位科学史专家估算，在纳粹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大力推行的禁烟行动中，约两万名德国女性免于罹患肺癌。

　　如今，吸烟对健康的危害早已为人熟知，各国政府从公共卫生角度出发，颁布了形形色色的“禁烟令”。然而，现代意义上的禁烟运动，竟然发轫于恶名昭彰的法西斯德国。

　　“纳粹德国是由推行种族灭绝政策、意欲征服欧洲的政治人物掌控，而这些人物普遍具有健康意识。在这种意识支配下，烟草被视作对‘天选之民’的健康造成威胁的因素之一，必须加以禁绝。”在专著《纳粹的抗癌之战》中，普罗克特开门见山地写道。

　　1939年，纳粹党党员、科学家弗兰茨·穆勒首次提出烟草与癌症之间有联系，发表文章称，“相对不吸烟者，吸烟者患肺癌的比例要高得多”。穆勒还在该文中提到，除了吸烟，肺结核、灰尘、汽车尾气、X射线和工厂排放的污染物等，均是肺癌的致病因素。

　　四年后，德国耶拿大学的科学家埃伯哈德·沙伊雷尔和埃里希·斯孔尼格再度证实了弗兰茨·穆勒的研究，并相当有说服力地指出，吸烟是导致肺癌的一大直接原因。

　　德国医学人员还首次揭示了二手烟对人体的危害，提出了“被动吸烟”这一概念。

　　普罗克特认为，上述发现或提法，与当时的政治背景紧密相连——在纳粹的意识形态中，吸烟对“优等民族”是“极不合适的”，会污染“德意志人的原生质”。更重要的是，烟草对“种族优生”的破坏力不可小觑。简而言之，要想使日耳曼民族成为没有疾病和缺陷的“优等民族”，要使这个民族的个体成为身体健康、力量强壮的“超人”，必须让公众远离烟草。

　　设研究机构，女性成保护重点

　　说起纳粹与烟草，不能不提到希特勒。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说法是，年轻时的希特勒是杆大烟枪，每天要抽一到两包烟，后来他觉得吸烟太“烧钱”而戒掉了，进而幡然悔悟，觉得这是一种“堕落的行为”，进而感叹：“这么多优秀的人已然迷失于烟毒之中……”

　　成为唯我独尊的“元首”后，希特勒对吸烟越来越反感。让他格外不爽的是，情妇爱娃·布劳恩和纳粹党秘书长、有“元首私人秘书”之称的马丁·鲍曼都是烟鬼。

　　一篇发表于英国《毒理科学》期刊上的文章显示，1900年以前，全球范围内的肺癌发病率非常低，但到了1930年代，该病的发病率急剧上升。这种趋势与烟民数量的飞速增长相吻合，但在弗兰茨·穆勒等纳粹科学家之前，两者之间的关联从未被真正认清。

　　吸烟有害健康的研究结论被证实后，轰轰烈烈的禁烟风暴迅速吹遍了德国全境。

　　1941年，就在战火行将烧遍欧洲大陆之际，纳粹德国创建了“反对烟草学院”，专门研究烟草会对人体造成哪些危害，经费均由第三帝国财政部划拨，院长由卡尔·埃斯特尔担任，此君是党卫军的一名高级军官，反犹情绪异常强烈。

　　除了日常的科研任务，反对烟草学院还印刷刊登有介绍烟草危害的小册子，不遗余力地对公众进行宣传。歌德所写的一篇反对烟草的文章，曾被收录其中。

　　诸多研究成果中，烟草对孕妇的危害颇受关注。该机构宣称，烟草中的有毒物质尼古丁会造成死胎或流产。在着力打造优等民族的纳粹政权看来，这一结论“极具爆炸性”。

　　有了科学理论撑腰，当局推动强制禁烟时便更理直气壮了：此前，在车间、电影院、学校等公共场所，老烟枪们可以旁若无人地吞云吐雾，现在不行了；警察和公务人员如果身穿制服，是万万不可抽烟的；即便是做烟草广告，也要受到种种限制，凡是试图将吸烟描绘为无害，或将吸烟者描绘为有男子气概的广告，均在当局封杀之列……

　　作为“优秀雅利安人”的孕育者，女性被禁烟令格外小心地“呵护”起来：在咖啡馆等公共场合，兜售女用卷烟被严禁；25岁以下、55岁以上的女性以及孕妇都不配发卷烟配给券，并限制摊贩将卷烟零售给她们；针对女性的反烟草电影广为播映，报纸频频刊载讨论吸烟及其影响的社论；有些地方甚至声称，将开除在公共场所吸烟的女性纳粹党员……

　　即便是在前线拼命的德军士兵，也不得不接受每人每天6根卷烟的配给供应。身处枪林弹雨下，这么一丁点儿供应量，即便在那些烟瘾不大的人看来都嫌太少。因此，前线军人想要在激烈的战斗之余抽根烟放松紧绷的神经，常常免不了事先精打细算一番。

　　假“元首”之名劝他人戒烟

　　拜纳粹宣传机器的高效运作所赐，烟草在当时的德国俨然成为“人民公敌”，希特勒也亲自出马，大讲特讲他戒烟成功的“光辉事迹”，把抽烟与否作为区分“正邪”的标识。他说，德国的盟友，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西班牙的弗朗哥都不抽烟；而与德国敌对的英国、苏联和美国，其领导人丘吉尔、斯大林以及罗斯福都手不离烟，表明他们“堕落至极”。

　　彼时，在纳粹的话语体系中，假“元首”之名劝他人戒烟颇为流行。按照普罗克特在其研究中的说法，如果对方是个烟民，纳粹党员最常用的是下面这样的说辞——

　　元首他本人就反对吸烟，并认为每个德国人都有义务戒掉这种恶习。我们无权利用这种玩意儿来损害我们自己的健康。我的国社党兄弟，这些你都知道吗？

　　宣传戒烟理念的同时，还有专业人员为老烟枪们提供心理咨询。另一项与之相关的发明是含尼古丁成分的口香糖——犯烟瘾时，咀嚼一块便有舒畅身心之效，此后可通过逐步减少尼古丁的摄入量，最终成功戒断烟瘾。还有一款功能类似的产品名唤戒烟漱口水，其中添加了硝酸银，用它漱口之后再抽烟，会觉得烟味非常令人恶心，反复多次之后即可戒烟。

　　凡事都有两面。希特勒口沫横飞地将烟草称为“毒品”，可纳粹德国在国内大力推行戒烟的同时，并不敢将烟草贸易列为非法，原因无非是，这门生意可提供丰厚的税源。

　　普罗克特注意到，到1941年，烟草业的税收在纳粹政权的财政总收入中占了5%，比重不可谓不高。就在同年11月3日，当局颁布了一道法令，将烟草税提升至卷烟零售价的90%，这一惩罚性税率的最大获益者依然是德国政府，令后者得以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行。

　　战争废墟上，“复吸”蔚然成风

　　虽然谈不上令行禁止，纳粹德国的吸烟者比例确实连年走低。从1939年至1945年，德军士兵消费的卷烟数量同样逐步减少，一项于1944年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相比二战前，虽然德军中烟民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在战争期间，每名军事人员每年的吸烟量下降了23.4%，每天吸烟超过30根的人的比率更是从4.4%跌落至0.3%。

　　当然，考虑到彼时的环境，很多人并非真心与烟草决裂，而是因为物资短缺，不得不“减量”，或者是慑于上峰压力，在接受调查时提供了虚假信息。希特勒的女秘书戈尔达·克里斯坦曾回忆称，柏林战役末期，“元首地堡”内散发着一股空虚的气氛，原本对希特勒有所回避的人公开吸烟，希特勒自杀后，大家更是无所顾忌地吞云吐雾。

　　希特勒之死宣告纳粹政权的禁烟运动进入尾声。主管此事的卡尔·埃斯特尔，也因害怕遭到清算而自裁。根据普罗克特的说法，埃斯特尔在战时参与杀害的人数多达20万。

　　第三帝国土崩瓦解，“反对烟草学院”关门大吉，满目疮痍的战争废墟上，吸烟现象再度兴盛起来。来自美国和瑞士的卷烟，经由黑市源源不断地运抵德国。战后美国对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马歇尔计划”中，卷烟甚至被作为援助物资免费输入德国。

　　纳粹政权的禁烟运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本国公众的健康。然而，二战后，由于东西方阵营均忙于冷战，德国科学家论证吸烟与肺癌关系的著述基本没有引起科学界的关注，它们只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被引用了几次，即便在德国本土，这些论文也籍籍无名。

　　为熬过百废待兴的时光，自然而然地，人们再度沉溺于烟草的魔力，忘记了它与疾病有何联系。在西德，每人年均卷烟消费量由1950年的460根飙升至1963年的1523根。至于德国境内的相关研究，用美国健康学家罗伯特·尼尔·波科特的话说，“已经无声无息了”。

　　不仅德国，全球范围内对烟草危害性的认知亦相当有限。直到二战结束近10年后，美国癌症协会才承认，肺癌与吸烟存在不可忽视的联系，吸二手烟同样会对健康造成损害。

　　1971年，英国流行病学家理查德·多尔老调重弹，一番喧哗后，为自己赢得了爵士头衔。从此，公众终于开始感觉到有必要与烟草划清界限。如今看来，多尔充其量是在炒弗兰茨·穆勒等德国同行的“冷饭”；而后者，却早已随着他们曾经效力的政权化作过眼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