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所在的大厦与隔壁的电子城合用一个地下车库。车库共四层，一个出口，一个进口。老黄长年服务于进出口岗位，一来二去与大厦的人都混得个脸熟，但谁也不愿和老黄往深了聊：一来毕竟缺乏共同话题，更重要的是老黄的举手投足总在有意无意地暗示他并不是天生的停车场收费员——说起话来时而抿嘴、时而扬眉，时而摆手、时而一言不发地盯着你冷笑——这一切都让大厦里的有车一族颇不以为然；老黄一开腔，大家伙儿纷纷来两句热闹冠冕的场面话轻轻带过，没等老黄缓过劲儿来，一脚油走人。

大厦的人都知道，来北京前，老黄是湖北公安县电信局的合同工。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是中国电信的辉煌年代，也是老黄人生的巅峰时刻。

“成天给人装电话，一天最多装过五部。超过了距离，每200米一条烟，一天最多拿过十条。”我也算亲历过家家户户装电话的年代，知道乡邻们最多也就管装电话的一顿饭、一包烟，我因此对老黄所谓的“十条烟”是不大相信的，但老黄的烟瘾在那段年月里被无限放大倒是事实。

老黄有个蓝色的布兜，里边总放着一部200多块的手机，一个带饭的饭盒，还有好几包白沙；而他所在的小小岗亭里，也总是烟雾缭绕。

去年底的时候，曾经不可一世的电子城倒闭了，我们无不欢欣于难得的清净，老黄也闲了下来，说是“享了金融危机的福”。但很快，因为没了去电子城的车，车库使用不足，物业公司以效益不佳为由降了老黄他们的工资。在老婆的一再坚持下，老黄开始上更长时间的班；空荡荡的车库、多出来的闲暇让老黄很不适应，他开始抽更多的烟，也开始寻求和更多的人说话，但效果总不如意。

或是受了当过“电信人”的影响，如今的老黄仍旧以烟来衡量一个时代。老黄是个讲究的人，别人给他的散烟都被他分门别类规制在不同的小方盒子里。“最快一周才能凑齐一盒”，他摇着头，“装电话那会儿，我可是一天几条啊”。他盯着燃烧的白沙烟头，“那时我拿的都是最好的烟，万一电话不通了，用得上我啊！”我和他开玩笑：“你现在给人装宽带，或许还能有这待遇。”他眯着眼，似笑非笑地看着我，用手指指面前的停车收费屏，动动鼠标，“这我也会用”。

老黄的老婆在斜对面的大厦里做保洁，女儿在两站地外的中关村卖衣服，加上老两口的退休工资，全家一个月收入也有七千多。我曾认真地建议他离开这个小破亭子，回湖北养老，他一脸的惊诧：“呆在家里眼界太窄，出来闯闯总是好。”我当时下意识地看了一下他窘迫的处境，他或许是捕捉到了我眼中的怀疑和不屑，幽幽地说：“每天我就看着你们进进出出啊……你们脸上那种样子，我也有过”，老黄深吸一口烟，仍然一副洞悉一切的样子，“但时代变化快啊，一下子你就什么都不是了。隔壁的电子城，还不说倒就倒了？”

我下班后常常深感烦躁无力，总喜欢在出车库的时候轰两脚油门，在空荡的回响声中找到一点存在感。如今，每每逼近老黄的小亭子，我总会把车速放慢，摇下窗户冲老黄笑笑，要是看他心情好，还会丢过去一根烟，然后轻轻踩下油门，小心翼翼地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