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最近呼吁全国统一立法进行控烟的报道又开始多起来。这篇文章认为，从国民健康的长远角度去算账，并进行统一立法，或许才能破除地方保护和利益保护，改变禁烟迟迟难有突破的老大难问题。但控烟问题其实牵扯的面非常广，而且控烟也不是禁烟。我们转发此文，谨供参考。

产烟大省云南的控烟工作，最近引起了多方关注。2023年8月21日，云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举行《云南省爱国卫生条例（草案）》（简称《草案》）听证会。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多位资深控烟人士指出，草案在控烟部分与国内先进地区有极大差距，且“听证稿”的控烟力度较此前“征求意见稿”版本还有倒退。

从《草案》的内容来看，一些关键条文，相比于2016年实施的北京控烟条例、2017年实施的上海控烟条例，确实都有倒退。北京和上海都规定，只要是带顶带盖的公共场所、工作区域和公共交通工具内，都进行全面禁烟。可是云南版《草案》，只是要求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控制吸烟。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局面，从《草案》几轮修改的变化可见一斑。据媒体梳理，5月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显示，控制吸烟区域包括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这三类，可到了7月发布的听证稿，不但控制吸烟区删除了室内工作场所，更让人觉得荒唐的是，指导吸烟区设置的职能直接交给了烟草专卖局负责。

从近些年各地的控烟进程可知，包括烟草专卖局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已成为禁烟的巨大阻力之一。如果让烟草专卖局来主导吸烟区设置，不是等于转交话语权，给烟草行业做出巨大让步？如此规定下，禁烟步伐不被阻扰，才是咄咄怪事。

云南禁烟工作出现这样的局面，也不奇怪。据媒体报道，云南烟叶种植面积占到全国的40%，卷烟产量高居全国第一。当地税收就业等，对于烟草行业的依赖可想而知。尤其考虑到目前整体经济环境，要想让地方主动影响烟草产业的发展，可能也是有点强人所难。所以在短期内，推动云南摆脱利益相关者的阻扰，实施更大力度的禁烟，大概率很难实现。

这也不只是云南的问题。正如一些控烟人士所观察到的，2019年以来，地方无烟立法的阻力越来越大。尽管北京和上海等地区的严格禁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效。比如上海成年人吸烟率连续7年下降，2022年为19.4%，提前达到了“健康中国2030”中低于20%的目标。可是榜样无法起到示范作用，说白了禁烟早已不是理念之争，而是利益之争。越是依赖于“烟草经济”的地方，越没有动力去大力控烟。云南的这次《草案》听证，只是更直白地揭示了这个真相。

控烟的帐，从不同维度去算，确实会得到不同的答案。如果用生命来衡量，挣再多的钱，有损国民生命健康，显然也是不道德的。另外，如果算算因吸烟导致的医疗保健费，可能也是一笔巨额支出。烟草产业赚到的钱能不能完全覆盖，也还不一定。不过这些账，有的要看整体，要的要看长远，都无法说服一个地方放弃眼前的直观利益。

所以，要想在控烟的道路上减少阻力，继续取得突破，最终可能还需要依赖国家层面的无烟立法。超越具体省份、利益团体，从国民健康的长远角度去算账，并进行统一立法，或许才能破除地方保护和利益保护，改变禁烟迟迟难有突破的老大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