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南站候车区的吸烟室

武昌火车站候车区卫生间的禁烟标识

北京餐饮店内的禁烟标识

四川成都一女子在火锅店就餐时，制止邻桌顾客抽烟不成，愤而在网上曝光此事，引发热议。当事人肖女士说之所以曝光此事，是想引起大家对室内控烟的重视。

2015年至今，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陆续实施“最严禁烟令”，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这些城市的室内控烟效果究竟如何？昨日，极目新闻记者在全国多地进行了探访。

多家餐馆禁烟标识形同虚设

在味之绝美蛙鱼头火锅成都西安中路店，一位女顾客因劝阻邻桌不要吸烟，反被泼涮菜水后，四川省三只蛙味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发布声明，对该加盟店罚款5万元，并表示会督查全国所有门店，严格执行国家“室内公共场合禁止吸烟”的规定，对未严格执行的门店将严厉处罚。

该公司的执行效果究竟如何？昨日中午，极目新闻记者来到味之绝美蛙鱼头火锅武汉江汉路店。当时只有2桌顾客用餐，店内未见任何禁烟标识。工作人员说，平时确实会有顾客在店内吸烟，他们都会予以劝阻；禁烟标识已委托广告公司制作完成，但因为有事耽搁，暂未取回张贴；总部近期要求，每家门店配置一名禁烟劝导员。

在味之绝美蛙鱼头火锅广州东晓南店，记者看到，店内显眼处张贴着禁烟标识，上面印有广州市控烟办公室的举报电话。工作人员介绍，禁烟标识张贴了很久，但不能完全杜绝吸烟现象，工作人员的劝阻也收效不大。

该店附近有10余家烤肉店、烧烤店、火锅店等，也都张贴了禁烟标识，但工作人员几乎都表示，很难杜绝顾客在店内吸烟。

正在一家烤肉店用餐的吴女士表示，她经常在餐馆内碰到其他顾客抽烟。“之前有位男士在这家烤肉店抽烟，我提醒他这里禁烟。那位男士居然说，烤肉店有吸油烟设备，他抽烟不会影响别人。”吴女士说。最后，服务员为她调换了位置，并补偿了菜品。

在北京市朝阳区金蝉西路一家餐饮店，记者看到多处贴着禁烟标识，也没有顾客吸烟。不过，当记者询问能不能吸烟时，工作人员作出了肯定的答复，并主动提供了一个烟灰缸。该工作人员称，他们不提倡店内吸烟，但如果顾客有需要，他们也不会阻拦，以免影响生意。

有的公共卫生间几成吸烟区

北京、上海、武汉先后施行“最严控烟令”后，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机场、车站等地的吸烟室也退出历史舞台。但记者采访发现，一些烟民将公共卫生间当成了吸烟区。

3月30日下午，记者在武昌火车站看到，西出站口设有多个灭烟处，不少人正在吸烟。在二楼候车区东侧卫生间，一男子刚一走进，就点起一支烟抽了起来。二楼西侧卫生间里，一位老人站在盥洗池旁吞云吐雾。

这位老人告诉记者，他今年70岁了，难以戒烟。他也知道在公共场所吸烟不好，但因为找不到吸烟室，他才在卫生间里解决烟瘾。

记者注意到，这些卫生间的墙上都张贴着禁烟标识，广播也循环提醒禁止室内吸烟，还有戴着禁烟标识的管理员来回巡视。

在候车区的一家超市，有香烟出售。“候车区不让抽烟，怎么还卖烟？”记者问。收银员称，只卖烟，不卖火。

在广州南站候车区，A区和B区的卫生间入口处均贴着明显的禁烟标识，巡视员不时前来检查。记者探访期间，一名男子在卫生间拿出香烟，但被巡视员劝阻，并指引他来到2楼的吸烟室。

据了解，2010年9月实施的《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规定，经营场所使用面积在150平方米以上或者餐位在75位以上的餐饮场所，歌舞娱乐、游戏休闲场所，以及公共交通工具的等候区域等，除经营者或者管理者自行规定全面禁烟外，应当设置吸烟室或者划定吸烟区，吸烟室或者吸烟区以外的其他室内区域禁止吸烟。

记者看到，广州南站候车区A区和B区的二楼，各设置了一间吸烟室，面积约40平方米，吧台上摆着多个烟灰缸。吸烟室顶部有4个通风口排烟，门口也有鼓风机向室内鼓风。吸烟室入口处有工作人员监督，防止吸烟者在吸烟室外抽烟。

工作人员介绍，该吸烟室自2010年广州南站启用时就设立了，目的就是控制室内吸烟现象。

从2016年起，上海虹桥火车站就关闭了室内吸烟室。记者探访该站各公共区域，包括卫生间，均未发现吸烟者。卫生间入口处张贴着禁烟标识，并印有投诉电话。落款为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称违反规定者，个人最高罚款200元，场所最高罚款3万元。卫生间内循环播放着禁烟语音提示，告知室内禁烟，吸烟者可根据引导标识或咨询工作人员，到室外固定场所吸烟。

保洁人员告诉记者，自从吸烟室关闭后，站内几乎看不到吸烟者。

专家呼吁各地依法有效控烟

为了室内控烟，各地陆续推出了一些举措。

据介绍，为了有效控烟，北京市控烟协会于6年前推出“无烟北京”微信平台，并设置了投诉窗口，鼓励市民积极劝阻、投诉违法吸烟行为。该平台的“控烟曝光台”，会定期公布被投诉场所的名单。北京市政府官网也会转载该平台的曝光信息。

北京控烟协会会长张建枢告诉记者，北京控烟成效显著，离不开控烟条例施行和有力执法，实现了控烟有法可依。

北京控烟协会最新调查显示，市民劝阻吸烟成功的几率，从原来的10%提升到50%以上。不过，让张建枢备感担忧的是，自2020年7月1日起，该市393项城管职权下放街道乡镇，其中包括控烟执法权。街道乡镇工作太多太细，在控烟工作中投入的精力可能不如从前，控烟执法力度也可能有所减弱。

“如果控烟执法力度削弱，则控烟条例逐渐会形同虚设。长此以往，控烟局面可能会回到最初的情形。”张建枢说，加大执法力度，是控烟最有效的方式。

张建枢建议，要做到有效控烟，需要“人防”和“技防”有效结合。“人防”即发动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控烟，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技防”则是利用技术手段，在公共场所安装烟草、烟雾报警器，解决在控烟工作中因人员有限导致的监管不到位的情况。目前，北京正在试点技术手段控烟，2个月来，各试点单位反馈效果不错。

张建枢还表示，餐馆、商场等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作为控烟的第一责任人，不仅要提前告知顾客室内禁止吸烟，还要有语音提醒。“北京的控烟经验，完全可以复制到其他城市。”张建枢说，人们对无烟环境的需求、对健康权益的维护意识越来越强，各个城市都应该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以法律约束烟民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