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在线据澎湃新闻网报道　　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15岁及以上人群现在吸烟率为27.7%，中心吸烟者总数为3.16亿，比2010年反而增加了1500万，全国卷烟产量比2010年反而增加了35%——这组数字让在沪全国政协委员、辉瑞制药中国企业事务部总监冯丹龙深感忧心，在2016年“两会”上，她将“火力”瞄准控烟问题，一共提了6个与控烟有关的提案，建议进一步提高烟草税和烟草价格，设置卷烟的最低价格标准，推行烟草税专款专用制度，用于“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其中设控烟专项。

　　对烟草消费税率实行动态调整

　　冯丹龙表示，在世界各国的控烟政策运用中，价格和税收手段被公认是最有效的单项控烟政策措施，这一手段对青少年和低收入人群尤为奏效。

　　目前，高收入国家烟草税占烟草零售价格的比重平均大约为65%~70%，中国的这一比重在2015年烟草消费税调整之后，也只达55%。

　　她注意到，目前，中国卷烟的市场加权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包12.6元，但在全国的绝大多数市场尤其是低收入地区，吸烟者仍然能够找到价格约3至5元的烟。冯丹龙认为，这种极低价格卷烟的存在，削弱了烟草税政策调整在控烟方面的有效性，加强了吸烟者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替代效应，并且增加了青少年初始吸烟并染上烟瘾的可能性。

　　她建议，在烟草税制管理中引入指数管理机制，每年根据物价上涨指数和居民收入增长情况，对烟草消费税税率实行动态调整，调整的标准是保证卷烟的支付能力不得高于上一年。同时，设置卷烟的最低价格标准，如卷烟的最低价格不得低于每包10元，以此减少提高烟草税的消费替代，防范青少年在青春期试吸。

　　推行烟草税专款专用制度

　　冯丹龙认为，政府如何使用烟草消费税税收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众对烟草税的支持力度。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做法来看，从烟草税所得的政府税收收入，都有相当一部分专款专用于全社会的医疗费用和公共卫生支出。

　　她注意到，2015年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了英国牛津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开展的两项大型研究：在过去的15年间，中国男性40岁到79岁年龄段归因于烟草死亡比例增加了一倍；除非大部分吸烟者戒烟，否则目前三分之一的中国年轻男性（1970年代以后出生的）将最终死于烟草危害。

　　另一调查则显示，中国省级及地市级疾控中心和健康教育所的控烟经费总额为867.8万元，仅占机构工作经费的0.38%。全国控烟经费人均不到3分钱。由于控烟资源匮乏，现有全国控烟健康教育工作和活动，大多只在5·31世界无烟日前后开展，平时控烟工作难以展开。从最新的监测结果也可以看出，近五年人群吸烟率没有发生变化，公众对烟草使用危害不清楚，即使想戒烟，戒烟服务网络不健全，提供戒烟服务的能力也极其有限。

　　因此，冯丹龙在提案中建议，推行烟草税专款专用制度，为“健康中国”国家战略提供财政资金的保障。在另一份提案中，她具体提出，在烟草税中设立专项税种，至少应该达到1%，用于补充医疗保险不足和相关的控烟活动，保证国家在控烟工作上有持续和稳定的投入。

　　将戒烟纳入社区慢病管理

　　另外，冯丹龙收集的专业数据显示，吸烟是造成冠心病、脑卒中、慢阻肺的主要危险因素。研究显示，与不吸烟者相比，吸烟者急性心梗的风险增加2.95倍，患慢阻肺的风险增加2.51倍，缺血性脑卒中风险增加1.38倍。而戒烟可以使冠心病的死亡风险降低36%，超过了目前常规的降压、降脂、抗血小板等治疗所带来的获益，并可使脑卒中风险降低16%，慢阻肺死亡风险下降32%-84%。因此，她认为，加强对戒烟的管理是慢病管理的重要一环，而慢病管理恰是社区医院的主要工作。

　　她表示，而目前我国的戒烟门诊主要开设于大型综合医院，但医生主要应对复杂疑难病症，戒烟工作无法得到足够的重视。

　　冯丹龙建议，在社区医院开展戒烟服务，实现全面的慢病管理服务模式。具体从已实施相关控烟条例、条件较成熟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中选取1-2个城市，共10个社区进行试点，以便对社区医院开展戒烟服务进行科学性评估。在试点工作，对社区医生进行戒烟服务的专业化培训中，令他们能够为社区居民提供包括烟草依赖评估、戒烟咨询、药物治疗、患者随访在内的综合性戒烟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