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在线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

　　控烟大会

　　“假如当年那个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设立了吸烟室，也许就会讨论出一个好结果了。”澳大利亚著名环保作家、哥本哈根气候委员会主席蒂姆·富兰纳瑞（Tim　Flannery）博士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独家专访时笑着说，“当时天气很冷，从会场到室外的距离又远，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抽不到烟，大家火气都很大，最后果然谈崩了。”

　　虽然这是个笑话，但却也反映了两个现实：一、吸烟者大部分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二、不让烟民吸烟会引发各种生理和心理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果富兰纳瑞博士能抽出点时间来新加坡参加第15届世界吸烟或健康大会（WCTOH），他肯定就不会抱怨了。据《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观察，不但参加会议的2000多名控烟人士和学者代表没有一个抽烟的，而且新加坡市中心的绝大部分室内公共场所和餐馆也都禁止吸烟。

　　提起这个大会，很多人将其简称为禁烟大会或者戒烟大会，但“无烟草青少年运动”中国项目法律顾问于秀艳告诉《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禁烟、戒烟和控烟这三个词有着完全不同的定义和内涵。戒烟是个人行为，烟草目前还是合法制品，政府不能禁止个人使用合法制品。禁烟指的是公共场所禁烟，为的是不伤害其他人。所以这个大会应该叫做控烟大会，也就是采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控制烟草的流行，尽可能降低危害。从这个意义讲，控烟和气候变化是很像的，都是妥协的艺术。

　　不过，有一点肯定会让富兰纳瑞博士感到陌生。与气候大会针锋相对的气氛相比，本届控烟大会的与会者全都是同一个阵营的，大家齐心协力声讨烟草公司，会场里充斥着“团结起来共同奋斗”或者“坚持不懈继续努力”这类豪言壮语，毫无商讨的余地。就连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陈冯富珍也受到了感染，在大会开幕式上做了一次极有鼓动性的演讲，不少与会者称赞说，这是她上任以来最富激情的一次公开讲话。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作为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气候变化谈判刚刚准备庆祝它的20岁生日，而关于控烟的讨论已经持续了50年，吸烟有害健康几乎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很少有人敢于公开反驳。这就是为什么作为气候变化谈判的基础文本——《IPCC气候评估报告》花费了大量笔墨讨论气候变化的科学原理，而作为控烟谈判的基础文本，由WHO负责编纂的《世界成人烟草调查报告》（GATS）全都是各国烟民的现状分析，更像是一份单纯的敌情调查。

　　GATS报告全是冷冰冰的数据，很难阅读。于是，美国癌症协会和世界肺健基金会今年共同出版了《世界烟草图册》（The　Tobacco　Atlas）第四版，将GATS的数据和各种医学期刊上发表的最新研究成果汇总起来，制作成一张张精美的图表，方便政治家们以此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

　　这本图册里列出的一些数据还是相当令人震撼的。比如，20世纪一共有1亿人死于烟草制品，死于烟草的总人口数量超过了战争。2001年死于烟草制品的人数上升到了210万，2011年这个数字又增加到了将近600万人。目前全世界每10个死亡者中就有1人与烟草有关，长期吸烟者有一半人最终将会死于烟草，吸烟已经成为成年人可避免死亡原因当中最大的一个，其危害程度超过了酗酒和不良饮食习惯。

　　这600万死于烟草的人中有80%来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其中的120万人来自中国。如果这个趋势不加制止，2030年时每年将有350万中国人死于烟草制品，而整个21世纪全球将有10亿人被烟草毒杀。

意大利一家餐厅制作的禁烟提示牌

　　死亡原因中，癌症、心血管疾病和呼吸道疾病大约各占1/3，也有少数人死于吸烟引发的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和肺结核。癌症中尤以肺癌居首，全世界80%的男性肺癌患者和50%的女性肺癌患者得病的原因来自烟草。总的来说，全世界15%的男性和7%的女性死于烟草引发的各种疾病，原因在于燃烧的烟草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至少有69种已被证明能够致癌。

　　但是，制造这些有害物质的公司却都发了大财。烟草业是高度垄断的行业，2010年世界前六大烟草公司的市场份额约占全世界烟草市场的82%，纯利润加起来达到了351亿美元，约等于可口可乐、微软和麦当劳这三家跨国巨头的利润总和。其中中国烟草总公司排名第一，2010年的纯利润为160亿美元。而根据兴业银行最近披露的数据，中国烟草总公司2010年净利润为1177亿元人民币，和中石油相当，算下来该公司平均每天净赚3.2亿元，其消费者，也就是中国3.5亿烟民平均每人每年为它贡献336元的利润。

　　“烟草公司喊得最响的一定是他们最疼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们抱怨得最厉害的控烟措施，一定是最有效的，这就是控烟界的‘尖叫法则’（Scream　Test）。”英国医生麦龙诗迪（Judith　Mackay）在《世界烟草图册》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据我所知，过去这三年来他们抱怨得最厉害的领域主要是加税、扩大无烟区和修改包装警示标识。相比之下，他们对青少年禁烟和在学校开展无烟宣传等措施则表现得无所谓，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两条措施是没用的。”

　　麦龙诗迪医生自1967年开始即在香港地区行医，退休后致力于公共卫生领域，被烟草工业界视为三大最危险的敌人之一。据她介绍，目前全世界公认的最好的控烟措施有4条，分别是加税（逼迫烟草公司提价）、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全面禁烟（包括餐馆和酒吧）、法律强制烟草公司在烟盒上加印健康警告（最好是大幅警示图片）、禁止烟草公司做广告（促销和赞助也不行）。这4条措施显然都需要政府的配合才能实现，这就是为什么WHO搞了一个《烟草控制框架公约》（FCTC），并于2003年正式生效的原因。目前该公约已在全球174个国家生效，其中就包括中国。但是中国疾控中心前副主任、国家控烟办主任杨功焕在大会上向各国代表们透露，中国的实际行动很糟糕，履约总评分只有37.3分（满分100）。

　　“中国的公共场所禁烟法形同虚设，香烟盒上的健康警示做得极小，‘低焦油’香烟的广告宣传完全不合法，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由烟草公司赞助的希望小学，甚至还出过一个‘烟草院士’谢剑平，这些都是公然违反控烟框架公约的行为。”中国对外经贸大学教授郑榕补充了一些关于税收的细节，“中国政府曾经在2009年宣布对烟草行业加税，但都被各地的烟草企业以减少利润的方式内部消化了，一点也没反映到价格上来。因为中国烟草总公司本身就是国企，反正最后都进了国库。烟草税占中央政府税收总额的7%～8%，地位相当重要，而中国的公共健康支出则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个人分摊，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烟草专卖局与中国烟草总公司政企不分，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不仅本身就是国家控烟履约八部委协调小组的成员，其主管部门工信部还是组长单位，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事情。”杨功焕主任最后总结。此话一出，现场爆发出阵阵哄笑。毕竟世界前六大烟草企业中除了中国烟草总公司之外全都是私营企业，所以各国政府在控烟问题上不存在禁区。事实上，位列全球第三位的日本烟草公司是其中唯一一家有一半政府控股的企业，而日本也恰好是所有发达国家里控烟做得最差、成年人吸烟率最高的。

3月12日，一批加拿大烟民对本国三大烟草公司发起集体诉讼，原告代表莱唐诺接受记者采访。莱唐诺1964年开始抽烟时年仅19岁，其后多次戒烟，但都失败

　　话虽如此，烟草行业毕竟是利税大户，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所以各国政府对于控烟的态度都比较暧昧。就拿在控烟领域做得比较好的美国为例，2009年美国联邦政府在公共健康领域一共投入了80亿美元，其中用于控烟的只有700万美元。今年3月，奥巴马政府终于决定拿出第一笔钱用于投放控烟广告，但总数只有5400万美元，还不及烟草公司两天的宣传费。

　　所以，控烟这件事特别考验各国民间组织（NGO）的成熟度。比如，美国的控烟NGO仅在2009年就投入了3.75亿美元，是政府投入的53倍。这其中，尤以纽约市长麦克·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的彭博慈善基金会最为著名。布隆伯格本人亲自出席了本次大会，并当众宣布将再追加2.2亿美元，将该基金用于控烟的总经费提高到6亿美元。另外，盖茨基金会也加入了控烟阵营，拨款支持控烟运动。

　　这些都是政治因素，不谈也罢。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一定是烟草与健康的关系，尤其是二手烟，关系到更多人的健康。　

　　二手烟到底有害吗？

　　如果用“尖叫法则”来衡量，那么关于二手烟害处的宣传肯定是烟草公司最为头疼的事情。当年美国卫生总监（Surgeon　General）公开表示二手烟有害，雷诺兹烟草公司闻讯后立即花重金请来了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原子弹设计者之一弗雷德·塞茨（Fred　Seitz）博士作为自己的顾问，商讨应对之策。身为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塞茨讨厌一切政府干预企业的行为，他为雷诺兹精心设计了一个反击方案，花4500万美元收买了一批科学家，在媒体上发表文章称二手烟的危害在科学上尚存争议，有待进一步研究。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公众中制造怀疑，从而延缓控烟政策的实施。事实证明此招非常有效，后来被很多反对环保的企业和组织效仿，使得很多老百姓至今都认为酸雨、臭氧洞和气候变化等问题在科学上都是有争议的，应该等等再说。

　　烟草企业之所以如此在乎二手烟危害是有原因的。香烟对于吸烟者本人的害处已有太多的研究作证，很难否认，可如果吸烟者受到了尼古丁的控制，上了瘾，还是会打出“捍卫个人自由”的旗号来支持烟草公司。但是，如果二手烟被证明有害，那么这个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