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在线据《新京报》报道 2014年以来,中办、国办发布“禁烟令”以及“京版”控烟条例启动意见征求,令社会对控烟的关注日渐升温,公务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群体戒烟压力越发增大。
中国控烟协会常务理事支修益发现,近段时间以来,时常会有各个领域的领导干部咨询戒烟。据他粗略统计,4个月来,已有近100位领导干部表示了戒烟意愿,并询问戒烟方法,平均每周4到6人。
领导干部开会抽烟的门道
2014年,习惯在各种会场吞云吐雾的各级领导干部需要戒烟了。
2013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禁烟令”提出五项要求:领导干部不得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各级党政机关公务活动中严禁吸烟、要把各级党政机关建成无烟机关……
令行禁止,雷厉风行。次日,在湖南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徐守盛高声提醒在场干部,要按中央要求做“明白人”,“抽烟能否憋得住?不能当儿戏。”
但据新华社记者观察,在会议间隙,一些与会代表还是到走廊过道等公共场所“过烟瘾”。还有代表私下议论说,“搞不懂”为什么不让抽烟了。
现场多名官员表示,几年前,湖南某些政府机关开会时,会场里时常烟雾缭绕、云遮雾罩,会议开的时间长时,桌子上的烟灰缸都堆得满满的,会议室里连人都看不清。政府官员往往会给采访的新华社记者“习惯性地倒上一杯茶、递上一根烟”。
准备一些散烟以做待客之用,也是各个办公室的“标配”。
一位经常参加过湖南省重要会议的官员道出了潜规则:会场抽不抽烟主要看“最大的领导”。一把手不抽烟,下面的“瘾君子”就都强行憋着;一把手抽烟,下面的干部就跟着喷云吐雾起来。
公务员抽的最多抽的最贵
在近年来的各种控烟调查中,公务员群体均是吸烟“重灾区”之一。不少在职领导干部是拥有多年烟龄的“大烟枪”。
2009年,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马伟杭透露,2008年,浙江公务员的吸烟率高达33.21%,为吸烟人群中最高。“相比石家庄公务员吸烟率达37.6%,辽宁省5市公务员吸烟率达38.2%,杭州市公务员还算低的。”
扬子晚报2010年报道,公务员群体的吸烟率最高,为40.1%;公务员消费20元以上香烟的比例最高,为58.7%;公务员的平均吸烟量也最高,为12.4支/天。
2013年,北京市爱卫会曾对36家国家级机关、单位和115家市、区县级单位开展了控烟方面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7成的机关、单位领导班子中有“烟民”存在,超3成“一把手”吸烟。
在公务员群体中,经常负责起草材料的公务员往往是“烟枪”。在国家部委任职的刘先生认为,因为吸烟可以提神,并缓解紧张情绪;一般顶头上司吸烟,工作人员“跟吸”的概率也比较大。再有就是领导干部下基层时,有时会被敬烟。
为何公务员群体的抽烟率如此之高呢?2009年中国青年报的一篇评论也有此疑问:“论珍惜健康、珍视生命,他们比哪一个阶层都懂得养生之道,为何偏偏在吸烟的问题上如此放纵自己?”
文章认为,很多公务员爱吸烟并非出于生理需要,也不是基于工作需要,而是被“逼”的:一是反正尽是公款消费,不抽白不抽,抽了也白抽;二是自己不抽烟,就没人给你送烟和烟票,等于自绝财路;三是自己抽烟也就预留了一条巴结领导的捷径,既然别人能通过送烟、送烟票变相贿赂自己,自己难道不能如法炮制?
烟草背后的“权力腐败”
“戒烟太急会导致内分泌失调”,此语出自河南省移民办的一位干部。这位“非常拥护”国家出台领导干部公务活动中严禁吸烟政策的干部坦诚,戒烟“需要过程,不能着急”:“很多喜欢吸烟的领导已经养成了习惯,很难一下戒烟,这样身体容易内分泌失调。因此应该慢慢来戒,需要一个过程”。
这位干部的论调遭到网友痛批,有评论认为,之所以领导干部难戒烟,是因为烟草背后存在着“权力腐败”。
早在2009年,义乌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龚义受贿被查,检察院在龚义收受的赃物中发现了大量烟票,其中有一家企业一次送他100条软中华烟票,龚义用这些烟票兑换了6万多元现金。
此前,烟票就在浙江义乌、永康、萧山等地呈泛滥之势,赠送烟票取代现金成为一种新的行贿手段。2008年,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因嘴叼1500元一条的“九五至尊”烟开会而遭网友人肉搜索,最终锒铛入狱。湖北省公安县甚至屡发红头文件,推销摊派卷烟、消费高价卷烟。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曾公开表示,“在公款和私款消费的边界上,最模糊的就是烟和酒”。中国控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也认为,一些地方政府本应是控烟禁烟的推行者,却变成了烟草购买者甚至推销者,起到了相当负面的作用。
由此看来,领导干部之所以戒烟难,除了“戒烟太急会导致内分泌失调”,或许还有其他原因,正如中国青年报的评论所言,“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诱惑,手中有权的公务员哪里还顾得上吸烟有害健康的警告,故公务员成为吸烟率最高人群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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