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在线据《南方都市报》报道 为了帮助禁烟,香港政府2009年和2011年两次将烟草税提高近50%,时隔两年的2013年,相关委员会又提出建议再次提高烟草税,如果成功,每一包香烟将会再加价30港元。对于所有香港市民来说,香烟贵了,抽烟的人少了,生活环境自然也变好了,但这样一个简单的链条并非轻松就可以画上等号。政府需要考虑烟草商和零售商的反对声音,要加大打击走私烟的力度,多收了税费要相应地加强连锁的戒烟医疗服务,利用财政政策来促进公共卫生。虽然多少牺牲了小部分的利益,但这样的做法从结果来看,对于更多的香港人是互惠共利的好事。
香港4年内两次为烟草加税,三成受访者表示减少每日吸烟数
香港进口货物中,烟草是其中一类必须缴付关税的货物。该税项一般由卖方预缴,然后计入售价,因此通常不为人注意。也就是说,你在香港每买一包烟,其中有一部分的钱就是替烟商缴了烟草税。香港本地不生产烟草,大部分市面上卖的烟都是进口来的。现在香港的香烟,每包包含的烟草税是34港元,而零售价普遍为50到52港元,也就是说,一包香烟里有一大半的价格都是税钱。
即便香港烟草税相对于很多国家和地区来说都算高的,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最近还是倡议香港政府于下个财政年度大幅增加烟草税,间接引导烟民戒烟。如果烟草税再翻一倍,在烟草商不额外加价的前提下,香烟的零售价将会从现在每包最便宜的约50港元大幅加至84港元。委员会相信,根据有关加幅,本港吸烟人口比例将于一两年内降至个位数。
该委员会总干事黎慧贤指出,即使烟草税只增加50%,税项所占零售价的百分比亦会提高至76%,零售价大约会是67港元一包,这样的话在两三年内也可以将每天吸烟的人口比例降至单位数字。“香港的烟税已经两年没有调整,此前的加税效应其实已经被通货膨胀所抵消。”她预测,“如果香港本次成功推行加税一倍,吸烟率有望在一年内降至10%以下,成为全球控烟最成功的发达城市。”
香港政府通过提高烟草税来控烟这个做法并不是第一次,2009年烟草税增加了50%,2011年烟草税又再次上调41.5%,直接的影响是每包香烟比加税前贵了一倍。委员会之前委托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行了控烟政策意见调查,其中包括调查市民对增加烟草税的意见。调查于今年3月至7月期间,以电话访问形式进行,共访问2401名市民。调查发现,有65.3%的受访者支持增加烟草税。另一方面,32.8%已戒烟者表示,2011年增加烟草税使他们更有决心戒烟。而超过三成的现在吸烟者表示,在2011年加烟税后减少了每日吸烟数量。
今年57岁的成功戒烟人士陈少辉在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分享自己的经验说:“我曾经吸烟超过40年,去年因为健康原因决定戒烟。政府2009年和2011年增加烟税后其实已经有戒烟的念头,从那时候也开始减少吸烟。”香港戒烟保健会的会长欧家辉也曾在2011年提高烟草税之后表示,当时的戒烟会接到了更多关于戒烟的咨询。
通过提高烟草税来控制吸烟在全球已有很多成功先例,尤其是针对青少年。在美国有统计数据显示,当烟草税提高10%,有7.9%至12%的青少年减少购烟。19岁的香港大学生阿豪称,中二时受朋友引诱开始吸烟:“当时一包烟30元,不是太贵,抽一包当少吃一顿饭。”高峰时曾经一天吸一包烟的他表示,当烟价在2011年加至50港元一包时,为了省钱大概一天少了吸五六支烟。由此看来,烟价的确是影响青少年吸烟的很重要的因素。
负责研究香港吸烟问题的公共卫生学院助理教授何世贤指出,在青春期已开始吸烟的烟民,死亡风险较一般人更高,每3人中便有2人会死于烟草引起的疾病,而青少年的零用钱有限,对烟草价格的升幅特别敏感,价钱越高吸烟率愈低,因此今年预算案中提高烟草税的建议,可进一步减少青少年吸烟。由于进入吸烟队伍的门槛提高,烟瘾太重的确会因“抽不起烟”而却步,高价格将会很实际地阻止一些年轻人抽烟。
打击私烟保护本地零售商利益,拨款推行免费的戒烟服务
香港大学医学院在2011年烟价上调之后的一项针对全港中学进行的调查发现,香港的控烟法例及提高烟草税确实能有效减少青少年吸烟。政府在增加烟税后,吸烟中学生由2.6万大幅下降至1.3万。但也有中学生烟民表示,因为零售烟价格太高,也托朋友买过走私烟,并告诉记者“除非私烟贵到100元才戒烟”。
政府提高烟草税之后,走私烟也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市面上的零售烟价格高,就促使很多烟民会想方设法去购买便宜的走私烟,有需求就会有买卖,所以也变相刺激了走私烟的市场。由烟草公司和零售商组成的关注控烟工作委员会,在财政预算案咨询期间,就要求政府冻结烟草税。他们的理由是,政府加税,进一步拉大了内地与香港的香烟售价差,对走私烟市场反而起了促进作用,让走私香烟在香港的市场占有比例,从四成增加到了五成。这样的结果,不单烟民没有减少,反而让政府损失了烟草税。
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在回应有质疑指加烟税只会令私烟更为猖獗的问题时强调,政府会打击私烟,“其它地方的经验告诉我们,对私烟这种犯法行为应该致力打击,而并非在调高烟草税上犹豫,更加不应将私烟合理化,说成有如买私烟作为完税香烟代替品是理所当然,变相鼓励市民以身试法,做法实在是本末倒置。而从海关所提供有关打击私烟的数据,我相信海关有足够能力控制私烟的情况”。
周一岳指出,烟草税只是间接减少吸烟人口的方法,增加烟草税只是政府一篮子控烟政策的其中一环,政府也非常重视戒烟服务的配套。为了配合加烟草税,政府在2011至2012财政年度用于戒烟服务的拨款倍增到4200万港元,措施包括资助志愿团体例如东华三院和博爱医院等提供完全免费的戒烟服务,设立以年轻吸烟人士为对象的戒烟热线等。
同时医院管理局也会针对吸烟的长期病患者提供戒烟服务,以及免费的戒烟药物。对于有助鼓励戒烟的方法,香港政府绝不会吝惜资源。周一岳指出:“我们会视乎需求继续增加戒烟的资源,以巩固增加烟草税的成效,鼓励和协助任何年龄阶层的吸烟人士积极参与戒烟。”
在对提高烟草消费税的反对声中,一个很容易引起共鸣的观点是:提高烟草消费税将会增加吸烟人群中低收入者的经济负担,对他们是不公平的。中低收入者吸烟较多,加征烟草消费税实际上是对穷人征税。而由于香烟的上瘾性,尽管价格提升,还是要消费,因而负担加重。
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林大庆却不那么认为,“其实低收入者往往对价格更加敏感,因而提高消费税更容易导致其减少抽烟”。通过提高烟草消费税使低收入者减少吸烟量并非不公平。一方面,低收入者因为经济压力减少了香烟消费量,这样导致与抽烟相关的疾病减少,从而减少了医疗费用的支出。另一方面,政府把提高的税收划拨部分用于公共教育、卫生中,这将使低收入者受益。
立法、税收以及教育宣导缺一不可,控烟措施必须系统化
烟草制品是全球课税最重的消费品,其税收通常超出零售价格的一半,每年可为全球政府带来超过200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政府常常会利用消费税和其他财政措施来创收。同时,还可通过财政措施来减少烟草消费,从而促进公共卫生目标的实现。正如公共卫生专家所意识到的那样,税收和价格措施是全面烟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增加烟草税对于公众来说,是一项必要的公共卫生政策,世界各地和本地的经验都显示,增加烟草税长远而言有助减少对烟草产品的需求,间接鼓励吸烟者尤其是青少年早日戒烟。香港政府统计调查的数据显示,自2009年烟草税提高50%后,香港整体香烟销量呈下降趋势,年轻人吸烟比率下降超过一成,吸烟人士平均每日吸烟支数减少,同时戒烟服务需求大幅增加。由此可见,增加烟草税有助减少烟民数目和二手烟,对公众健康和控烟工作有明显的帮助作用。
政府从公众健康的出发角度来提高关税是有正面意义的,林大庆认为,吸烟的祸害不会因人而异,任何市民只要不吸烟,就不会受增加烟草税影响。应该着眼于如何协助烟民戒烟,令他们可省回吸烟这项不必要而且昂贵的开支,而不是固步自封,反对增加烟草税,漠视市民及公众健康。“试想想,如果这帮烟民因增加了烟草税而减少吸烟的支数,甚或最终能够脱离吸烟行列,不但可改善他们本身及其家人的健康,对整体社会而言,都是一件好事。”
台湾在2008年也曾经上涨了烟草税,据台湾卫生部门估计,烟税调涨后减少了60万吸烟人口,而烟品健康税可增加250亿新台币,用于补助经济困难者健保费及癌症筛检、接种疫苗、口腔保健等措施。很多台湾人认为烟草消费税还有大幅上涨的空间。
从每个市民实际的利益考虑,吸烟不仅会造成医疗费用支出,还会造成生命年数的损失等生产力耗损。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结合各方面的资料估算,如果不吸烟,每人每年可节省各项费用高达40万港元,烟草税调高25港元大约可减少74万吸烟人口计算,推估长期社会效益每年能够节省2960亿港元。虽然这笔账算的是各方面因素都最大化的情况,但结果也令人惊叹。烟草税增加虽然在部分烟民来看是短期的损失,但从长远角度来看,对香港人的环境健康和身体健康都增加了收益。
在香港人自己总结的控烟成功经验中,立法、税收以及教育宣导缺一不可。2005至2006年控烟条例修订期间,香港烟民“维权”的声浪颇大,认为利益将受损的餐饮和娱乐业者甚至集会抗议。2006年10月,香港立法会正式通过了控烟条例修订,扩大了禁止吸烟的范围。几年的实践证明,餐饮业和娱乐业的生意并未受影响,相反,人们日渐爱上空气清新的用餐和娱乐环境。而烟民也逐渐意识到,主张自己吸烟的权利不能侵害他人的健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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