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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之“瘾”背后的控烟与反控烟博弈(图)

2012年06月27日 来源:烟草在线据凤凰网报道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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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草在线据凤凰网报道  种植烟草有投资少、见效快、收入高等特点,因而成为偏远山区农民脱困的“当家产业”,烟草产业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黄金产业”。然而,这个“黄金产业”因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及控烟首次被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而饱受争议。

 

  我国烟草行业1981年税收75亿元,1983年102.5亿元,2000年突破1000亿元,而2011年,烟草行业共实现工商税收7529.56亿元,上缴国家财政6001.18亿元。

  另据媒体报道,兴业银行披露的一份资料显示,2010年,中国烟草总公司当年营收7704亿元,实现净利润1177亿元,日赚3.2亿元。这一组组靓丽的数字背后折射出中烟的超强吸金能力。但随着《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的不断增加和政府管制越来越严格,社会上控烟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中国烟草行业一时间也被舆论推上了风口浪尖。

  备受争议的“黄金产业”

  有数据显示,我国烟草行业从1980年到1990年间实现了从“市场短缺型”向“速度效益型”的转变,烟草产量以每年10.3%的速度攀升,市场销售量也由1980年的1447万箱攀升到了1990年的3017万箱。

  烟草是卷烟工业的原料,种植烟草有投资少、见效快、收入高等特点,因而也成了偏远山区农民脱困的“当家产业”,还是一些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黄金产业”。然而,这个“黄金产业”也因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而饱受社会的争议。 

  烟草产业在云南是经济发展的擎天柱,云南烟业是中国烟业当之无愧的“大哥”。有一组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云南烟草经济实现了巨大增长,全省企业累计生产卷烟3404万箱,比“十五”增加了327万箱;销售卷烟3369万箱,比“十五”增加了297万箱;实现税利连续5年增长;实现工业增加值3157亿元,比“十五”增加了1285亿元;实现总税利2820亿元,比“十五”增加了1107亿元。而在2011年,云南省烟草工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工商利税突破1000亿元,产销规模突破1000万箱,原料收购突破2000万担。

  据上海市税务部门统计,在2011年纳税排名前100位的企业名单中,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居榜首。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吸烟人群超过3亿,烟草行业也早已发展成了一条庞大的产业链,它由种植、烤烟、烟草制品、物流、烟草专卖等一系列的产业环节组成,所涉及的税收有烟叶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及其他税种,其中烟叶税和消费税影响最大。按照我国的分税体制,烟草行业所创造的税收归中央和地方,其中,增值税收75%归中央,25%归地方。

  由于地方税收的缘故,一些地方政府为提高农民种烟积极性,分别拿出小到几万,多到几百万的金额,奖励种烟村的村委会或种烟大户。近几年,烟草行业利税也在逐年攀升,烟草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一些偏远山区农民的生活问题,也涉及了更多人的就业问题。

  控烟和禁烟的挑战

  由于吸烟有害健康,烟草业的发展一直饱受争议。早在1996年5月,世界卫生大会就提议落实《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3年11月中国成为该公约的第77个签约国。到2011年末,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总数达到174个。

  2011年3月,卫生部发布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明确,从今年5月1日起,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在“十二五”规划中也被明确提到,控烟首次被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

  《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显示,目前约7.4亿不吸烟人群也受到二手烟的危害,每年因吸烟相关疾病所导致死亡的人数超过100万。如果不对吸烟加以严格控制,那么,到2050年,每年因吸烟死亡的人数将突破300万。目前已知烟草烟雾中含有69种致癌物,它们会引发机体内关键基因的突变,引起人体正常生长控制机制失调,最终导致细胞癌变和恶性肿瘤的发生。 

  据媒体报道,国家控烟办主任杨功焕在哈尔滨召开的全面无烟环境法律执法问题研讨会上强调,当前国内仍然存在控烟和反控烟的激烈博弈,不能对国内控烟形势过于乐观。

  GDP之“瘾”的背后

  《烟草专卖法》把烟草的种植、生产、销售活动纳入了法制轨道,国家直接参与了烟草业的生产经营,使烟草业成为有合法性的垄断行业。烟草专卖局和烟草公司具有双重职能,它们既是烟草批发商,又是行使执法权力的行政机关。

  中国城市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丁晓宇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采访时说,烟民和税收的增加是现有体制的必然产物,是烟草部门被体制化的结果。因为吸烟有害,我国政府对烟草采取了高税政策,从而使烟草行业成为“纳税大户”。

  “目前,国家并未出台控烟立法,在GDP的巨大利益面前,控烟的行为就很纠结。有人说,‘抽烟伤肺,不抽烟伤心’。其实伤的还很多。比如烟民的增多与减少与烟草价格的高低不相关联;这几年烟草税的提高带动了烟草价格的高速上升,但我们看到,想用高烟价抑制消费、减少吸烟者的愿望却没有实现。事实上烟民更多了,烟草消费更大了。”丁晓宇说。

  丁晓宇表示,这说明烟草消费不同于纯物质消费,它属于精神消费的范畴更大,其需求与人心情的快乐程度和幸福指数是成反比的:心情的快乐程度越高,对烟草的消费欲求就越低。反之,心情的快乐程度越低,对烟草的消费欲求就越大,烟草消费就越多。从烟草消费的人群分类看,收入越低,社会尊重度越少的群体,吸烟者越多,心理和精神压力使之也。当然,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是烟草一个部门无法解决的。

  同时他还认为,我国烟草业背后有深层次的体制和制度问题,政绩和财政的关系是烟草业畸形发展的原因之一。目前控烟的社会大势与烟草产量和税收的涨势,是国家体制矛盾的一种反映。从本质上讲,制度的文明程度是与控烟的效果成正比,控烟有赖于社会制度的改革,也有利于社会文明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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