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在线据《外滩画报》报道

徐冰《1st Class》（在弗吉尼亚制作的虎皮地毯所使用的烟是《1st Class》，一美元一包。虎皮是有特别象征意义的，殖民者到非洲、亚洲打猎，最典型的纪念照就是前面铺着一张虎皮地毯，旁边站着两个土著人。这张“地毯”舒服得让人很想躺上去，它纸醉金迷，有一种新兴资本主义的霸气和对金钱、权势的欲望。）

　　《烟草计划1、2、3》曾分别在达拉姆、上海、里士满展出，这些城市都与烟草有着密切的关联。城市的历史、城市居民的记忆与情感始终与烟草发生着关系。

　　徐冰大型专题巡回展《烟草计划》，于2012年1月29日在美国康州的阿尔德里奇当代美术馆（The Aldrich Contemporary Art Museum）开幕，展览将持续到2012年6月。这是一个延展性的艺术项目。《烟草计划1、2、3》曾分别在达拉姆、上海、里士满展出，这些城市都与烟草有着密切的关联。城市的历史、城市居民的记忆与情感始终与烟草发生着关系。

　　1999年，我去杜克大学讲演，一进入达勒姆（Durham）就能感觉到空气里烟草的味道。朋友介绍说：杜克家族是靠烟草起家的，所以这个城市也叫“烟草城”。又因为杜克大学的医疗中心在治疗癌症方面特别好，这个城市又被叫做“医疗城”。在这里，烟草与文化之间是一种多有意思的关系啊。

　　我有一个爱好，到哪都喜欢参观当地的工厂，那些“聪明”的机器比装置艺术更像艺术。参观了卷烟厂，我被制烟材料的精美所吸引，这么精美的材料，使我对材料这部分的思维变得敏感又活跃。我觉得这些材料不应该被烧掉，也可以用于别处，比如艺术。我决定以这些材料为限定，做一个与烟草有关的项目。杜克大学的Stanly Abe教授很支持这个想法。我开始收集和研究材料，走访有关人士。在杜克大学图书馆的大量资料中，我了解到杜克家族与中国关系的史料，是他们最早把卷烟技术带到上海的。我那时就想到，将来再把这个计划搬到上海去做。4年后在巫鸿教授的策划下实现了《烟草计划2：上海》。我根据上海的材料及场地补充了新的作品，使这个计划增加了历史、地域和现实的维度。2005年，通过我的朋友Carolyn Hsu和RenéBalcer夫妇，我进一步了解了弗吉尼亚烟草的历史。在这里，烟草与早期移民及美洲大陆的历史密切相关，现在是“万宝路”的生产中心。于是《烟草计划3：弗吉尼亚》的场地定在了里士满。展览发展出我的作品并对烟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做了更深入的探讨。整个计划构成了一个层层深入的对人与烟草复杂关系的追问，以及由烟草为线索，引发有关历史与现实、国际资本、文化渗透及劳力市场等话题。

　　其实，艺术家的灵感往往来自于某些普通的、与艺术似乎不相干的具体材料，这是大多数艺术家与作品之间真实且合理的关系。在一般概念中，烟是坏东西，而艺术是好东西，人类对二者都有依赖性，将两者合并为一体必将产生一种新的作用力。烟，渗透在生活中，人们对烟是熟悉的，认识是固定的。很少有人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它、使用它。当我试着换一个视角对待它，并将它放在另一领域里时，我发觉它是一种全新的事物。

　　烟草已经承载着过多的社会内容。我的工作的价值来自于一种对于烟草不带主观判断的切入，把它们看成一个无属性的材料，放回到它们本来的位置上。我只是与这些材料做具体的对话与交流，这时思维的触角才可以无限展开。我知道我的任务就是像抽烟人一样，尽兴地享用，无须考虑得太多，考虑多了，抽起烟来就没有味道。

　　烟草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它无孔不入，终为灰烬，与周围世界、与每个人都有着各种渠道的瓜葛——经济、文化、历史、法律、道德、信仰、时尚、生存空间、个人利益等等。不仅制烟材料本身很丰富，与它相关联的史料更为丰富且层出不穷，这使我们的项目无法计划得周全。创作的过程，就像潘多拉的盒子被不断地打开。比如说，在《烟草计划1：达勒姆》进行时的1999——2000年期间，由于几年前（1997年）烟草公司调整尼古丁含量而引起的诉讼案正值高潮。烟草公司145个亿的赔款，改变了美国烟草业的经济位置，以致影响到资助此“项目1”的卷烟厂，改变了与我们的合作方式。2004年，当我为此项目飞往上海的前一天，得知：“555”准备在中国济南建立世界上第二大烟草生产基地，经过20多年的谈判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批准。但同时又有消息说：中国政府否认此事。“555”是英美烟草公司的牌子，杜克是其前身。由于烟草业在西方“第一世界”发展受挫，加上中国劳力市场廉价和开放，西方烟草业选择市场转移，这真像是百年前情形的重演。

　　在上海，由于国家对烟草的控制，材料的获取比4年前的美国要困难。而几年后的今天，我参观万宝路巨大的生产基地时，它的安检比白宫还要严格。公司与我们的项目完全不想有任何瓜葛，抱以“我们甚至都不想知道你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态度。但与此同时，走访烟农，以及“万宝路”厂的制烟工人对烟草虔诚的敬拜情结，让我进一步感到烟与人类社会的“别扭”关系。

　　对材料的充分使用还体现在对特定场景及环境的利用。在《烟草计划1：达勒姆》中，我有意将整个计划渗透到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以及居民的内心记忆中。因为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每个家庭或个人，都和烟草有关系。比如在杜克大学图书馆，我开辟了一个“图书室”，摆放了我用制烟材料做的各种奇怪的读物。在达勒姆烟草博物馆，一支8米长的香烟在展开的《清明上河图》画卷上缓慢地燃烧，在长卷上留下一条痕迹。另一个作品，是用杜克家族旧时的手工作坊与我父亲去世前治疗肺癌的记录，制作的室外音响装置和“精美”的台历。最典型的是《烟草计划2：上海》中，对上海外滩三号（微博）画廊的使用。此画廊是外资的经营实体机构，它是那一时期以文化为名的上海最奢华的商业空间。这种外资的运转策略，完全可以用百年前杜克烟草业在中国的广告词“文明、时尚、卫生、新生活方式”的推广理念来概括，与早期烟草业投资者一样，赚的是中国人买“新生活方式”的钱。

　　外滩三号画廊展厅巨大的窗子，正对着象征中国经济起飞的浦东开发区，其中的陆家嘴，正是百年前杜克英美烟草公司的生产基地。我利用了这个绝好的场地，将此地旧时的照片组成一幅长卷，以素描手绘形式绘制在大窗及墙面上。此时，旧日的景象与鲜活的现实场景重叠，手绘的效果造成一种深刻的追踪与回溯之感。

　　那么，这个延展中的庞大计划最终要告诉人们什么呢？

　　我感兴趣的是：通过探讨人与烟草漫长的、纠缠不清的关系，反省人类自身的问题和弱点。从历史上看，烟草与我们人类的关系时远时近，在某些时代人们视它为好东西，男女老少皆用烟。现在可以说是人类禁烟的高峰期。一个烟盒的设计，就能表明产烟、推销、禁烟合一的矛盾行为。人人都知道烟有害，但又离不开它。这种纠结就像情人间的关系，近了也不行，远了也不是，幸福又痛苦，依赖又纠结。人的弱点与烟的含意共同构成了这种别扭的关系，把人天性中弱点的部分、没有办法的部分揭示了出来。烟对人生理的害处和人从烟雾缭绕中所获得的无限性的东西，其实很难作出判断。

　　烟草这个与我们纠缠不清的物种，无疑带动了人类社会、经济、贸易等多方面的发展。作为视觉艺术工作者的我，还看到它在广告业、视觉传达甚至在字体使用的有效性等诸多方面——这些在烟草业本来的功用目的之外的贡献。

　　《烟草计划》是从对烟叶味道和制烟材料的兴趣开始的，结果却发展出一个庞大的、生长的，介于艺术与历史、社会学研究之间的项目，或者说是用艺术的方式探讨社会学问题，用社会学的方法引入艺术的活动。艺术的发生和结果有时就是这么回事，某些人对某件事物的敏感，而导致的对旧有艺术方法论的改变，并带出一些新的方法。

　　美国康州的阿尔德里奇当代美术馆，将是这个《烟草计划》的第四站。康州，那是13岁的马丁·路德·金在收获烟草的田野里，第一次看到黑人与白人一起劳动的景象的地方。

　（注：文中的我，指的是徐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