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在线据中国烟草资讯网报道
袁老精神矍铄,笑容满面
人物小传:袁行思,1935年生于上海,195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制造专业。历任郑州烟草研究院(所)研究室副主任、所长、院长,中国烟草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现任中国烟草总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烟草学报》主编,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硕士生导师。在降低原料消耗、打叶复烤、烟草机械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解决了不同时期中国烟叶加工技术和烟草机械生产技术遇到的重大科技问题。
目光柔和亲切,笑容和蔼慈祥,语速沉稳和缓,杖朝之年的袁行思,仍是一派江南绅士、谦谦君子的儒雅气度。从当年青丝遍首到如今华发丛生,时光在他脸上铭刻了沧桑,也将他与烟草科技的一世情缘深深写入了心底。
六十年耕耘不曾歇,一甲子奋斗未有止。作为见证了新中国烟草科技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亲历者之一,袁行思的个人经历之中同样激荡着行业蓬勃发展的历史脉动。大道行思,取则行远,让我们共同走近这位先行者与探路人,分享他风雨科研路上的点滴记忆,在一个个卓越成就中感受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昂扬风貌与宽广胸怀。
艰难起步 自力更生展所长
袁行思与烟草行业“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1957年的秋天。当时,还在原食品工业部工作的他,参与了天津卷烟厂制丝车间除尘系统的设计工作。而在此之前,刚过20岁的袁行思作为原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院的技术员,参与了当时兵工厂的设计工作。
次年,袁行思服从组织安排,从“很重很重的重工业”来到“很轻很轻的轻工业”,进入轻工业部下属的烟草工业科学研究室工作。自此,从上海到郑州,从研究室到研究所再到研究院,袁行思在这方舞台上施展着自己的才华,留下了一连串闪光的足迹。
斯时,新中国成立已近十载,烟草工业却还在“吃老本”。“国内当时最先进的设备,还是上世纪40年代的。”回忆起行业初创的窘况,袁老感慨良多。与此同时,国外烟草行业正逐渐进入高速发展期,一项项新成果的涌向更让他和同事们感到重任在肩。
上世纪50年代初,国外已开发了卷烟加装过滤嘴,以降低吸烟危害性。国内则一无设备,二无技术,过滤嘴卷烟产品独付缺如。
为改变这一现状,袁行思等人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对接装机进行消化吸收,完成了全套设备图纸测绘工作。该套图纸后来转交给上海食品设计院,经转化设计后由上海烟机厂生产。1969年,第一代夹钳式滤嘴接装机YJ21面世,一举填补了国内接装机生产的空白。
进入上世纪60年代,烟草工业科学研究所开始研制打叶机,以代替此前效率低、质量差的抽梗机。其中,袁行思负责风分部分设备的开发。
然而,当时研究人员能得到的资料却只有几张国外机器的广告照片,只能从外观出发结合原理自己琢磨。反复实验,反复失败,再实验、再验证,从1963年开始,袁行思每天的工作就在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中逐步前进。即使是最微小的问题,他都可能思考数日,试图找出一个最优解决方案。
几经求索,几易其稿,经过一年多艰苦努力,袁行思与同事们终于完成了风分设备设计。随后,整套打叶机组设备在杭州卷烟厂验证生产,证明打叶机不仅原料消耗低,而且烟丝长短合适、掺和均匀,有利于提高卷烟质量。自此,打叶机开始取代抽梗机,成为当时全国各卷烟厂的“标配”。而这,更为20年后一场更大的变革埋下了伏笔。
上世纪70年代,原料匮乏成为了摆在行业面前的严峻问题。同时,受技术水平所限,工业生产中大约7%~10%的原料会变成碎屑和废料,造成大量浪费。“烟草薄片”的探索成为一项焦点课题,而袁行思一次赴日本的考察学习,为这一难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突破。
1975年,袁行思随团赴日本考察卷烟厂、薄片厂,看到了日本企业用辊压法制造烟草薄片的技术。他敏锐地意识到,辊压法将烟末和废料混合制成烟草薄片,工艺较简单,设备制造也相对容易,能耗较低,更适合我国当时国情。袁行思本想深入了解,却被对方礼貌回绝:“对不起,这些地方只能远处观看,不能靠近。”
“别人能做,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袁行思有着那一代科学家特有的韧性,没有机器,那就自己造,一切从零开始。
没有压制薄片的机器,大家找来研究所下属小机械厂里卷钢板的机器,拆拆卸卸,反复调试,使其符合实验要求;实在找不到可替代的机器,就委托行业外机械厂加工,为此,科研人员不厌其烦地往返于工厂与实验室之间。
最终,研究小组克服了配方、混合、压片等难题,研制出了90公斤/小时的辊压法薄片生产线设备,实现了卷烟生产碎末废料有效利用。上世纪80年代,在总公司大力推动下,这项技术在全行业推广,据统计,至上世纪80年代末,全国利用辊压法制造烟草薄片全年生产能力达到了1.65万吨,为行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原料补充。
放眼国际 砥柱中流逐浪高
改革开放春风劲吹,千帆竞渡,秀木成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口号,开启了一个属于科技创新的崭新时代。
1981年,袁行思参加全国出国统考,被录取后赴美国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学习。鲜为人知的是,他同时还收到了一份来自英国某著名大学导师的来信,邀其前往学习。权衡再三,他还是选择了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大学做学术自然好一些,但我当时觉得去菲莫能学到更实在的东西,更能帮助我们行业尽快发展。”质朴之言,却尽显担当。
来到美国的袁行思已过不惑之年,对周围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但更有一份紧迫感压在心头。“我们在赶、学的事物,比如膨胀烟丝,对他们而言,却早已是常态。”他回忆道,当时美国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在工艺、设备上至少领先国内企业二三十年。
回国后,内心澎湃的袁行思写下了《美国菲利普莫里斯公司考察学习札记》,对美国卷烟产品及其趋势、低焦油卷烟生产、卷烟机、打叶机和打叶复烤、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员工培训和管理等进行了详细介绍,指出了我国的卷烟工业和美国的差距,同时指出我国当时卷烟工业的薄弱环节和进行重大改革的方向,即研制新式卷烟机和打叶复烤改革。
打叶复烤,这个20年前就萦绕袁行思心间的难题再次被摆上了议程,回国之后,他即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其中。“对于整洁工业生产环境和提高加工质量而言,打叶机只能算治标不治本,打叶复烤建设才是根本之举。”这是他一贯坚持的理念,但在当时却也受到各方压力。
“打叶复烤涉及复烤厂和卷烟厂以及中间流通环节中的一系列问题,在开始推行阶段卷烟厂势必同时用两种不同形式原料,生产不是简化了,反而增加了麻烦。”当年与袁行思共事过的研究人员王宏生介绍,种种矛盾使行业中不少人质疑这一技术的推行。
关键时刻,袁行思顶住种种压力,一方面积极争取到了总公司的拨款与支持,另一面带领科研人员树立信心、抓紧研究。随后,课题组在云南楚雄卷烟厂开展了对自主设计打叶机、片烟复烤机、烟梗复烤机、预压机等主机设备和工艺技术的工业性论证。
1986年,新的打叶复烤生产线研发完成并通过鉴定。经过在楚雄卷烟厂的实际使用,其片烟的质量明显优于原先,而且卷烟班组生产效率明显提高,进口卷烟机效率能更好发挥。
1989年11月,总公司科技委会议就全国推行打叶复烤的论证进行了专题论证,认为推广打叶复烤技术,可以改变复烤厂和卷烟厂的落后面貌,而且具有较大的经济效益。由此,打叶复烤被列入行业技改规划,开始在全行业推广,并在上世纪90年代打叶总体上实现了全国覆盖。至此,国内卷烟厂、复烤厂的技术基础提升到国际水平。
一支独放未为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除了潜心钻研业务外,他还不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行业科技不断进步,培养更多后起之秀。
1985年6月,郑州烟草研究院划归中国烟草总公司,袁行思就任首位院长。他积极鼓励年轻一辈科技工作者走出自己的科研路子,谢剑平、罗登山、张建勋、赵明月这些如今响当当的科技带头人都曾在他领导下开展过工作。
此外,袁行思还先后参与编写了《卷烟机械》、《卷烟工艺》等教材,为加速建设一支以卷烟工业技术职工为主体、技术结构比较合理、具有较高技术素质的工业技术队伍贡献了力量。
桑榆非晚 夕阳红里谱新篇
1999年,袁行思正式退休,“无官一身轻”的他坦言:“不负责具体项目,没那么大压力了。”然而,袁老的退休生活并不清闲。每天,他都坚持到办公室工作,寒暑无阻,或翻阅文献了解最新科技进展,或对评审项目资料详加审阅,没有片刻闲暇。熟悉他的人员都知道案头那本被“翻烂”的《英汉词典》和阅读用的放大镜,它们陪伴着袁老继续遨游在烟草科技的浩瀚汪洋。
“我们郑州院似乎有这样的传统,从朱尊权先生等老一辈开始,退休了继续工作似乎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在袁老看来,这并不是多么高远的境界,而是一份执著付出的坦然。
桑榆未晚,为霞尚满天。退而不休的袁行思还一直担任科学技术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为行业科技发展规划、重大科学研究、技术经济政策建言献策。
在重大专项评审把关中,袁行思依然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
同时,《中国烟草学报》主编、“中式卷烟制丝
重庆中烟,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