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在线据上海烟业编辑整理　　熟悉中国文化的人都知道，耸立的华表，雄伟的天安门是新中国首都的象征,是所有国人心中难以抹去的特色标记。将中国文化和品牌文化巧妙嫁接，“中华”品牌所呈现是一种国烟文化的中国气派。镶嵌在烟标里的国家标记和美丽的“中华红”构成了大气磅礴的中国印记。国烟文化的具象表达、中国气派的精神依皈，成就了“中华”品牌从自然景观到艺术瑰宝的蝶变，这也许是国人乃至世界华人无比推崇 “中华”品牌的一个重要理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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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品牌的成长故事可谓充满了传奇色彩，这种传奇主要源自于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上世纪那个令人推崇的“政治”烟、“外交烟”的特殊岁月。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已投入批量生产的“中华”牌卷烟一部分是提供给中央办公厅特供处（作为中央领导吸用的特供烟），一部分作为我国驻外使馆及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宾专用的“外交烟”，而投放市场的供应量只是很少的部分。当时，“中华”烟成为我国政府用于招待中外宾客的指定牌号，周恩来总理在国宴上一直用“中华”牌卷烟招待来自五大洲的贵宾，所以，“中华”一直享有“国烟”美誉，蜚声海内外。

  为满足中国驻外使馆招待贵宾的需要，外交部有关部门每年向上海卷烟厂定购一批“中华”牌卷烟，主要规格是五十支听装和二十支软包装，既用于国内接待又分发到中国驻外使馆招待来宾。为了运输方便，并确保“中华”牌卷烟品质及口感，“中华”牌卷烟的包装要求特别讲究，如提供给驻外使馆的“中华”软包烟每十条用镀锌铁盒密封抽氧真空，每十只铁盒套装木箱用铁皮紧固，可供驻外使馆使用一年。“中华”特制听装卷烟还曾作为礼品赠送给东欧国家领导人，由此扩大了“中华”烟在世界的影响。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期，“中华”烟的问世不仅使国人能够在卷烟市场上买到称心如意的高档烟，而且使一些长期居住在海外的华人也拥有了值得向老外炫耀的“国烟”。据一些老华侨回忆：“新中国成立后，回到祖国大陆省亲，总想带点国产的高档烟作为礼物送给海外的亲友，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中华’烟口味那么好，包装又那么漂亮，回家送人太值了。”

  “墙内开花墙外香”。为满足海外华人对“中华”烟的需求，1954年，香港德信行和澳门信中行率先代理经营 “中华”烟的海外出口业务，深受海外华侨和华人的喜爱。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出口到海外国际市场的高档卷烟品牌。在每次广交会期间，前来洽谈业务的港商一般都要在身上放两包烟：一包“中华”牌，一包“三五”牌。在与大陆商人谈判时，自己抽“三五”牌，招待客人时才抽“中华”牌。而在每次出口商品交易中，“中华”牌卷烟总是最热门的交易商品。正如一位华侨商人所说，在世界上任何角落，哪里有华人的地方，哪里就能看到“中华”烟的身影。海外华人喜爱“中华”烟不仅是一种生理上的品吸嗜好，更是一种感情上的精神寄托。

  台湾同胞当时购买“中华”烟主要也是回台送人，或许是“中华”烟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息吧，为了解除思乡之情，台胞对“中华”牌卷烟自然有一种偏爱。更令人惊奇的是，一些与华人圈有深交的老外居然也深熟此道，每次来中国旅游或访问，回国时总忘不了带些“中华”烟送给给自己的华人朋友。

  l965年1月l7日，《人民日报》曾经刊登过中国作家协会驻科伦坡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局代表林元撰写的《两听‘中华’牌烟》，具体描述了外国友人曼奴维拉先生对“中华”烟的无比推崇及海外华人对“中华”烟的无比挚爱：

  那是一个暴雨过后的傍晚，科伦坡的空气特别清新......在双方寒暄一番后，我们便从这次亚非新闻工作者会议谈起。曼奴维拉先生谈到了会议议题和具体内容，并着重介绍了中外新闻工作者如何通过交流结下的深厚友谊。最后，他谈到在中国访问的情况，谈到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谈到他亲身感受到的中国人民和锡兰人民的友谊。说到这里，他十分慎重地从袋里拿出一听香烟说：“我请你们每个人都抽一支中国的香烟。”接着，又补充一句：“每个人只能抽一支。”

  我仔细一看，原来他拿出的是一听五十支装的“中华”牌香烟。烟听里的烟约莫只剩下一半，显然他已请过二十多位朋友抽了。只见他首先把烟送一支给我，然后分给在座的朋友，接着把剩下的烟装进烟听里，很珍惜地放回袋里，而他自己却一支也舍不得抽。我拿着从祖国带来的“中华”牌香烟，反复地品味着，回味着......想不到这么一支的小小的香烟，竟成了中锡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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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走过六十多年历史年轮的“中华”品牌，正是执着于“爱我中华”的品牌文化内涵，从充满耀眼政治光环的历史中走出，跨过相对有形国家标识的文化演绎，最终推升至大开大合的人文普世情怀，谱写了一曲令人感怀的“爱我中华”时代颂歌。在这里，区区两听“中华”烟所传递和承载的正是那个特殊年代，所有国人和海外华人对“中华”品牌的深厚情感！

  如果说红色记忆赋予了“中华”文化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锻造了“中华”品牌曾经的骄傲；那么伴随着那些火热年代的远去，贴着国家标签的“中华”品牌又朝着新的方向昂首出发。

  据中国民航总局的老一辈空姐回忆，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中国民航总局向上海卷烟厂定制硬盒十支装与硬盒五支装“中华”牌卷烟作为乘坐中国民航航班的纪念品，赠送给中外乘客，直到1978年终止，历时11年。

  据老一辈空姐回忆，当时向乘坐中国民航航班客人赠送的纪念品不光有香烟，还有食品、文具、护肤品等。但“中华”纪念品烟绝对是最受欢迎的。记得有一次，一位乘坐中国民航航班的老华侨在拿到“中华”纪念品烟爱不释手，他苦苦恳求乘务长，是否再多给他两份，因为在美国加州，他还有两个兄弟，都偏爱抽“中华”烟。乘务长再三跟他解释：“中华”纪念品烟凭航班机票，一人一份，没有多余。”

  “那我就买吧。”说罢，华侨老人掏出了口袋里的钱包。

  “老伯，实在对不起，‘中华”纪念品烟是没有卖的，抱歉了。” 乘务长再三解释......

  望着华侨老人那恳切的目光和航班乘务长那无奈的表情，这时，航班机舱里出现了感人的一幕：只见坐在华侨老人身边的两位中国旅客几乎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把刚拿到手的“中华”纪念品烟送到了华侨老人手中。虽然华侨老人一再谢绝：“这怎么好意思呢......”但两位中国旅客还是执意要把手的“中华”纪念品烟送给老人，以满足老人的心愿。

  在相互一番推托之下，华侨老人最终还是接受了两位中国同胞赠送的“中华”纪念品烟。机舱里，当老人噙着激动的泪花主动要求两位送烟的中国同胞亲切合影时，老人嘴里还在不停的喃喃道：“谢谢，谢谢，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望着眼前这一幕，机舱里的许多乘客也被感动了。因为对华侨老人来说，中国同胞赠送的两份“中华”纪念品烟虽然价值有限，但情义无价，它所传递和表达的是骨肉同胞对“中华”品牌的一份挚爱，是骨肉同胞心心相印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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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中华”牌卷烟问世以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中华”烟一直扮演着特殊的重要角色。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华”烟的供应一直不那么充足。

  上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自然灾害等原因，我国经历了一个特殊困难的时期，粮食极度缺乏，副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供应十分紧张。据北京市烟草专卖局专卖处老干部张淮钧回忆：“1960年5月5日，北京的街面上突然涌现了排队购买卷烟的人群。”原来，北京市委、市政府决定，从这天开始，北京甲、乙、丙级卷烟以机关内部分配的方式进行销售，市场、商店只对外销售丁级、戊级卷烟。市民担心丁级、戊级卷烟在不久后也被列入内部分配商品，迫不及待地排起了购烟长队。

  在这种情况下，1960年8月，北京市开始对在京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肉、蛋、卷烟等副食品方面给予特需供应，11月，特需供应开始在全国实行。后来，卷烟主要是甲级烟也被列入特需供应范围。卷烟的特需供应首先是保证外事和国家重大活动用烟，其次是供应高级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但由于原料缺乏，甲级烟的产量很低，1960年全国的甲级烟产量为10万余箱，而1961年～1962年，每年只有四五万箱。其中，“中华”烟更是少之又少，1960年的产量只有1709箱，1961、1962年更是减少至700余箱。

  物以稀为贵。在物质条件十分匮乏的困难情况下，对于平民百姓来说，要想得到一包“中华”烟真是难上加难。因为，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由于“中华”烟生产数量有限，“中华”烟一直作为特供烟，主要供应对象是驻外使领馆和来华外宾，普通消费者在公开市场上不能买到。来华的外宾、华侨与海员在国内购买“中华”烟需用外币或外汇到外轮公司、友谊商店或华侨商店购买。

  据上海强生出租汽车的一位张姓司机回忆：1962年4月的一天中午，他拉着一位津巴布韦的客商来到上海友谊商店购物。由于该客人随身携带了好几个包，结果在下车时，不小心将一只薄型的小公文包遗落在车内。等到他载着下一位客人上车发现后已经离开友谊商店有半小时的路程。当他送完下一位客人空车赶到友谊商店时，已不见那位津巴布韦客人的踪影。

  张师傅心想：那位丢了公文包的津巴布韦客人一旦发觉自己的包丢了一定会非常着急，并且一定会回到友谊商店寻找的。于是，他干脆不做生意了，一门心思在友谊商店门口等那位津巴布韦的客人。谁知一等竟等了整整两个小时。当他看到那位津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