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酌言欢，品茶论道，这些雅行，都被看作是文人的气质与风度。相对品茶小酌等不言自明的名士风度而言，吸烟实在难登大雅之堂，甚至也常常为人诟病。但总有一些现代吸烟或不吸烟的作家，想尽办法绞尽脑汁为吸烟“正名”。

　　这种正名的途径大致有二：一种是在生理层面，说吸烟无害；一种走精神路线，言吸烟与自由、性情之关联。第一种正名，从一开始就虚弱无力，科学早已证明吸烟不仅有害自身，而且还要殃及旁人，无数二手烟民对此也是怨声载道。一人吸烟，众人讨之。
 
　　第二种方法最为聪明取巧：一则是将吸烟与自由、性情等文人所最为推崇的价值观念相联系，就犹如灰姑娘成了白天鹅；二则性情、风度等都是人人殊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东西。我说是自由，你说不自由，没有科学的标准裁判，所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情。有些时候就看谁的位置高，谁的声音大，谁的耐力强，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哪怕就剩一个人；三则是“与时俱进”，与反思“科学主义”思潮的观念相随，赶时髦。用时代前沿，来论述一个古老的话题。既有历史感，又有新意。
 
　　一般以为小酌品茶的都是绅士名媛，而鼓动吸烟的都是莽汉土匪。这是明显的“出身论”，以“貌”取人。徐志摩、林语堂可谓是现代文学的绅士、谦谦君子，可就是这样的绅士却将吸烟与自由、性情联系起来。
 
　　徐志摩曾先后游学美国、英国。在牛津的时候，校园气氛自由活跃，与诗人饱满的激情和涌动的思绪相暗合，所以留下的都是自由闲适的记忆。徐志摩将在牛津的愉快记忆，归结为牛津的“吸烟主义”。牛津的秘诀就是导师“对准他的徒弟们抽烟”。按照牛津的标准，只要“学会抽烟，学会沙发上古怪的坐法，学会半吞半吐的谈话”就可以毕业了。徐志摩只是将牛津宽松自由的氛围作了一个浪漫主义的诗学表述，他强调的是不拘一格，任其自由发展的教育模式。徐志摩说：“多少伟大的政治家，学者，诗人，艺术家，科学家，是这两个学府的产儿——烟味儿给薰出来的。”
 
　　一个“薰”字，说尽了“吸烟主义”的精髓。薰不同于烤，不能用急火，只能小火来；薰不能如烤炸等速成，只能一点点慢慢来。总之，薰不是烧烤似的“急进主义”，而是不温不火的“改良主义”。薰，不以硬性改造为长，而以感染浸淫为本。
 
　　徐志摩借“吸烟主义”谈大学的文化氛围，属于忧国忧民的“大”问题，而且徐氏的文笔轻松幽默，态度冲淡平和。这样的论说基调也容易让众人接受，不会遭到太大的反对非议。但是，我们从徐氏四平八稳的论调中，大体可以看出他是不吸烟的，要是吸，也是装模作样，摆个“珀斯”，显示一下风度啥的。（具体徐志摩到底吸不吸烟我无考证，这里纯粹臆测。）
 
　　较之徐志摩谈“吸烟主义”的平和而言，另一绅士林语堂的论说就有失风雅了。观林氏人生发展的轨迹，可谓是中规中矩。按理来讲，有这样一帆风顺的人生境遇，作文论说应该是闲适平和的。但是，林语堂早期的文字却并非如此，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浮躁凌厉”，或用我们熟悉的左翼文论语汇说就是“充满了战斗性”。大家都知道“三·一八”惨案之后，鲁迅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殊不知，林语堂也写有《悼念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一文，其间的愤怒笔伐，似乎是不在鲁迅之下的。
 
　　世间之物，都是一反一正的。有人嗜好吸烟，自然就有人主张戒烟。自己不是烟民，不知戒烟的难与易，不知戒烟的苦和乐。但是看了林语堂的《我的戒烟》之后才知道，在他老人家眼里，吸烟与戒烟这样的生理之别，竟然也是关乎性情灵魂的“大”事情了。在林氏那儿，烟民也是分三六九等的。凡是只把吸烟当作一种生理过程，随便就能把烟戒掉的人是“不配谈吸烟的”，因为他们“忘记了吸烟乃是灵魂上的事情”。林氏这样的论调可谓是“上纲上线”，出语伤人太深。好不容易戒掉了吸烟的“陋习”，却不小心连灵魂也给弄丢了，犹如倒脏水一起把孩子也给倒掉了。
 
　　在林语堂看来，文人是万万不能戒烟的。学得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文人以文为生，靠文吃饭。李白斗酒诗百篇，那是因为李白可能不会抽烟，只能是借助酒精的刺激，到达迷狂之境，挥毫泼墨吧。林语堂主张以吸烟达到“心旷神怡”的迷狂之境，用老百姓的通俗表达就是“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我们实在应该佩服老百姓的智慧与境界，这些体验丝毫不逊色于我们的文坛雅士。
 
　　主张“吸烟主义”的同时，林语堂还念念不忘嘲讽一下那些想戒烟的人“为什么人生世上要戒烟呢？我们人类的行为，总常是没有理由的，有时故意要做做不该做的事，有时处境太闲，无事可做，故意降大任于己身，苦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把自己的天性拂乱一下，预备做大丈夫罢？”
 
　　自古都说是“文人相轻”，文人说起文人来，自然下语也要尖酸刻薄得多。虽然较之徐志摩借烟谈文化环境的“大”问题，有了一些“进步”，开始关注吸烟与个人性情、灵魂之事了。但是明眼人早已看出，林氏还是借烟说事，不过这回说的是那些没有性情、灵魂和骨气的文人。这样看来，林氏就没有徐志摩那般“绅士”了，那般“平和宽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