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窄说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水穷品窄意，云起得宽思。

　　一直觉得，忆旧述往是白发人讲的少年事。现在有个机会谈谈过眼云烟，虽非论定，亦算自己向自己述职——权且当个回忆录吧。

　　我辈不名于世，讲的是普通人的旧有，未尝没有些新意思。

　　话说某年，我出人意料考上大学，却无“仰天大笑出门去”之慨，因由着实简单，不理想。将通知书取回家，爹正吃饭，咬了一口煎饼，吧嗒吧嗒嘴：山东出人，大学生牛毛一样，毕业了，县城都去不了，咱还是邻居，你在乡里，俺在村里。点点头，又摇摇头，眼神甚为遥远。

　　其时，大学生远非骄子，已从天上掉地上，摔成好多瓣儿，说是屠狗之辈，并不算夸张。报到毕了，瞅瞅校园，没有新鲜感，常一个人在宿舍发呆。几个不知道内情的，竟把我当思想者，觉得深沉。

　　我暗窃琢磨自个儿命运，咋个才能不回乡里。乡里不是不好，也黄发垂髫，鸡犬相闻，但和种地没啥区别。老一辈当牛做马惯了，穷怕了，都不愿回去受罪。四叔揶揄我时就说：在乡里上班的，胳膊下就比俺多个包儿，还不是真皮的，俺还多把铁锨嘞。

　　一天，和学长在校门口酒馆儿捏着盅子闲聊。该兄自镜片后探出双睛，又推了推镜框：中中中。端详了我一会出儿，又说：觉悟早啊，我这都晚了。不想回去打更，考研啊。又说：考上大学，拿了张名片罢了，要想省城、京城工作，谋个理想差事，骑永久，带石英，得考研。这么讲吧，考上硕士，才敲开了一辈子的大门。回宿舍时，路虽有些晃，但心情极是畅快。

　　我学的是中文，官称汉语言文学，其实就两个门类，语言和文学。语言是不能碰了，我舌头根子硬，一说普通话，得拽出来捋半天，发音和俄罗斯鹦鹉差不多。扒拉来，扒拉去，只能搞文学了。一天晚上，文学评论老师，把几个文学社的弄到一起，坐而论道，尚未开场，电就停了。蜡烛刚点了，老师就说，灯下谈文学，是多么纯粹的理想生活，不可得，不可得啊。

　　我听了，脑袋就空了。考虑了两天，想考文艺理论。还斗胆给北京大学董学文先生去信，说明了欲投门下之愿。董先生亲笔回函，一则鼓励，一则开列了书目，让我准备。遗憾的是，董先生信札遗失多年。时过境迁，已不可能记起一个毛头小伙子的“敲门声”。

　　一般人不会想到，我准备考研是在大一上学期，也就是说，甫一入学，就没打算混个本科文凭回去。彼时，学校重视英语教学，不知谁搞的，把四、六级过关率，作为校建考核指标。考研一共五张试卷，三门专业课，一门政治，一门外语。除了日常课程，我全部时间便是背单词、读文艺理论。这样的日子，其实苦而有味。

　　比如，学校怕学生上学期间添丁，便让学生会的组个团，分几队，一到晚上，手电筒晃来晃去，抓不文明恋爱，就是防止拉手、接吻、钻树林。我常在图书馆背面的窗户下读书，空旷，无人，煞是安静，十点多了，兀自念念有词。很多次，我被抓恋爱的拿手电筒照了，问女朋友呢？我说没有。人家不信，就晃小树林，当伊是狐仙，跺跺脚就遁了。确定没有，才哼哼唧唧地收了兵。当然，我看见男女手拉手，俗心也乱。

　　一次，和贾平凹先生扯闲篇，我还说起大学时看上了一个长发及腰的辫子姑娘。那个姑娘眼里有水，一看我，就觉得自己化了。但对于她，仅限于想想，一句话没说过。我只有一个心思，学习。一个农民的孩子，除了学习，还有啥资格兴风作浪？

　　假期回家，和爹谈起自己的志愿。爹大喜，说：文艺理论干啥的？我说：评论文学啊。爹说：毕业了呢？我挠了挠头：不知道。爹听了，嘿嘿几下，不吱声了。这个假期，是我大学期间最难熬的一段，我又重新当起了思想者。请原谅，一个农村的孩子，已无法忍受“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的日子，这样的生活一眼能看到头，就是床头、地头和坟头，吃块肉都困难，还谈啥劳什子理想，根本和农村沾不上边儿。中间，和几个学长通了信，都说学法律有前途，进则公检法，退则当律师，饭碗当当响。于是，我决定跨专业，自学法律。

　　回到学校，我买了全部必需的专业书籍，一边啃条文，一边学英文。此时，已有必修课和选修课之分，每门课都是积学分的。我心中暗动，学分满了，是不是可以提前毕业？是不是可以提前工作？这个念头让我彻夜未眠。因为，之前尚没有提前毕业的成例，行不行，并不晓得。但自此以后，我除了学习本级的课程，又修高年级的课程：大一时，跟着大二上；大二时，跟着大三上；大三时，跟着大四上。我的学业很顺利，大一过了英语四级，大二过了英语六级。当时，班里三十九个学生，我是三个过六级的学生之一，且是唯一的男生。之所以提这点儿“光辉”历史，因为日后帮了大忙，此处暂且不表。

　　学了半个学期的法律，心里颇不是滋味儿。我心里始终有个文学梦，初中时，还在民刊发过诗歌，学了这些硬邦邦的东西，恐怕再回不到缪斯的怀抱了。琢磨了几个星期，我决定换专业，自学新闻，新闻和中文搭界，照样和文字打交道，就业门路又宽，还能做“无冕之王”。大二上学期，我攒了钱，一溜烟上了北京，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名校看了看，买了几十本专业书籍，背回了学校。大三上学期，积学分、提前毕业事宜眉目渐清，学校没有同意，也没有不同意，态度模棱两可。消息慢慢透出去，一下子炸了锅，同学们议论纷纷，特别是知道了我的野心后，都揭竿而起。班主任开会说，想考可以，两个条件：一，这学期期末考试必须班级前三名；二，英语必须过六级，且不准跨专业。我听了，窃喜。虽然只有英语这个条件符合，但总觉得功夫不负有心人。期末考试，列全班第二。班主任又开会说，除了李瑾，都不准报。有人提意见，他不是本专业。班主任说，你过了六级，考了前三名，也让你报。

　　大三上学期结束，放了暑假，我在李村联中，找了个地方学习。爷爷是学校老师，退休返聘，作校工，和奶奶住在里面，世外桃源似的。我搬个桌子，放上几十本专业书，又拎个长条椅子，躺在上面，脚搭在桌子上，闭着眼睛，听着树叶哗哗响，半天功夫，能把书中的内容复述一遍。假期结束，书就烂了。下学期开始，我继续加紧备战，但突然碰到了意外。当时，身体好，吃得多，但饭食都跟不上，一次去图书馆途中，天旋地转，眼冒金星，几欲跌倒。我扶着一棵树坐下来，犹晕头转向。我认定自己神经出了问题，怕是累崩溃了。想起自己不能考研了，想起自己离文学的梦远了，想起自己让父母失望了，顿时悲从中来，泪如泉涌。等慢慢平复了，我把书本扔到教室里，去了录像厅。那时，学校门口录像厅比比皆是，十块钱一个通宵。我一连看了一周，等到第八天，我确认自己没有崩溃，大约是累倒了，才走出录像厅，回到了图书馆——至今，我认为最好的休息方式，就是看电影，且必须是动作、恐怖、战争等影片，这样的电影不费神，又热闹。

　　成绩出来，英语和政治都超过了65分，专业课都超过了90分，尤其写作课，高达98分。我给硕士导师李成野先生打电话。成野先生说：别叫先生，改叫老师吧。我心里一下子就有了谱儿。

　　就在我踌躇满志时，一个老师偷偷说：还美呢？你被告了。我大惊：告啥啊？老师摇了摇头，又说：中文系老师哪个不知道？我去找系书记，他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没有，哪有，咱系里团结一心志如钢嘛。写作课老师说：具体我也不清楚，就知道有人写了信。一次，碰见文学课陈老师，他现在四川大学任教，指着我说：李瑾啊，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事情，稀里糊涂地就过去了，不久收到了入学通知书。由是，我成了学校，也是省历史上唯一一个大三跨专业硕士研究生。某天，突然想起，大三毕业，交了四年学费，总得退一年的吧，省不少费用呢。便壮了豹胆，去找刘校长。校长客气让我坐了，听了来意，微笑着说：学校让你毕业就不错了，还要钱？我一听，兔子般蹿了。

　　硕士入学第一天，我很是胆怯，找到研究生部说明情况，主管研究生工作的朱老师说：我不管你大三，还是大四，有学位证就行。我说：有学位证，没毕业证。朱老师笑了：你的毕业证明年才发。过了几天，朱老师递给我一封信：李瑾啊，留着做个纪念吧，小人多啊。打开一看，是一封告状信，暗自好笑，该信至今犹在箱底，以备检索。

　　目下，我已工作多年，专业也与新闻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