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子有宽窄，命运有穷通。面对祸福难料的无常人生，宠辱不惊，乐天知命的精神，是成都城市名片“宽窄巷子”所代表的城市文化灵魂。宽进窄出，悠闲自在，波澜不惊，从容淡定，也是蓉城散发的独特魅力和性格，这种城市性格体现在遍布大街小巷的茶馆，烙印在悠哉闲哉的闹市街头人群的脸上，飘逸在成都土话“巴适”“雄起”的腔调里，散发在川味火锅的滚烫火辣的热气中。

　　成都是一个温情的城市，一个拥有久远文化沉淀的城市，她的魅力和性格，从根本上来看是一个城市历史诗意的凝聚。南怀瑾先生年轻时候在四川呆过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晚年依然念念不忘成都的市井悠闲、峨眉山的道场烟霞。他说，四川文化一大景观就是，喝喝茶，打打麻将，摆摆龙门阵。四川人非常讲义气，真痛快、真义气、真耿直，讲“袍哥大爷”，讲的是：你哥子，我兄弟，你不吃，我怄气。四川人说话爱骂人，但是你骂他，他也会不生气。一个文人必须到过四川，一生才不会有遗憾。

　　四川是属于文人尤其是诗人的地方，历史上蜀地出生和蜀中生活过的诗人，数不胜数。著名的有：唐代诗文革新的领军人物陈子昂（遂宁射洪人），盛唐诗仙李白（绵阳江油人），诗圣杜甫（外来户，安史之乱来蜀定居十年），中唐才女薛涛（成都人），苏轼一门三父子（眉山人），元代诗人四大家之首虞集（眉山仁寿人），明代著名诗人杨慎（成都新都人），清代著名诗人张问陶（遂宁人）等。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所著《菜根谭》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在面对世事时，能把一时的宠辱看做花开花落般的平常，把一时的去留看做云的舒卷一般。观四川历史上的诗人，最具有巴山蜀水情韵、胸襟和气魄的首推苏东坡了。苏轼，四川眉山人，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嘉佑元年，得幸考中进士。宋神宗时期，曾先后在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担任过地方官。苏轼宦海沉浮，自从年轻时中了科举进京当官，此后一大半时间被外放、贬谪。

　　据不完全统计，苏轼先后在杭州（今浙江）、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今江苏）、湖州（今浙江）、黄州（今湖北黄冈）、杭州（今浙江）、颍州（今安徽阜阳）、扬州（今江苏）、定州（今河北）、惠州（今广东）、儋州（今海南）、廉州（今广西合浦）、永州（今湖南）、常州（今江苏）任过职。苏轼一生轨迹可谓颠沛流离。

　　贬谪诗人政治前途黯淡，更兼贬谪之地自然环境恶劣，诗人内心都十分痛苦。贬谪诗人中，屈原、柳宗元属于一类，心情抑郁、悲伤，是以“怨愤”为基调的，大体上都是凄怨的倾诉或激愤的抗争。但是，苏东坡光风霁月，渡危抓机，从容应对，却活得穷讲究很潇洒。

　　林语堂评价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

　　苏东坡身上代表的不仅是成都精神，也是四川和中国的智慧。苏东坡自己有一句话很形象：“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

　　乌台诗案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　～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　～1085）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即元丰二年（1079年）发生了文字狱。

　　苏轼政敌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关进了乌台监禁了四个月。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讯。到九月份，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马光。

　　虽然对苏轼的指控，有的十分牵强，审讯者常对他通宵辱骂。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朋友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矩，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苏轼才华所折服。加上朝中多位大臣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便有心放他一马。

　　苏轼一生历经五位皇帝，都不怎么得宠，不过，却得到了三位皇后的庇护和恩遇。乌台诗案发生后，仁宗的曹皇后出面干预，她对神宗说：“当年仁宗在科举考试中得到苏轼、苏辙两兄弟，高兴地对我说：‘皇后，我替子孙觅得了两个宰相之才。’这样有才干的人，怎么可以杀掉他们呢？”看到神宗皇帝沉默不语，曹太后又说道：“因写诗而坐牢，我大宋开国百年以来还没有先例。如今我重病在身，你千万不要伤害苏轼的性命，以免发生冤屈之事，有伤朝廷中和之气。”后来，曹太后病势加重，奄奄一息，神宗皇帝决定大赦天下，为太后祈福，但曹太后摇摇头说：“不须赦天下凶恶，只要放了苏轼就够了。”

　　东坡因“乌台诗案”被劾入狱，除了皇后庇护，王安石等大臣保他，神宗自己也没有下杀他的决心，于是，派人到牢房考察苏东坡一番。不料苏东坡生性豁达，牢房里也能安然入睡的睡功最终救了他一命。据何薳《春渚纪闻》记载，东坡对友人追忆说：“当初案件审毕，一天晚上暮鼓敲过，我正打算睡觉，忽然有人进来，二话不说，往地上扔个小箱子当枕头，倒头便睡。到了四更时分，忽然觉得有人摇我身体向我贺喜。我翻身问他喜从何来，那人只说‘好好睡，别发愁’，提起箱子走了。原来皇帝本无杀我之意，特意派个太监到狱里观察，见我睡得鼻息如雷，知道我问心无愧，遂把我贬官黄州。”

　　黄州东坡

　　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无“签单权”，精神寂寞，穷愁潦倒。苏轼是犯官身份，没有官舍居住，初到黄州时，只得暂时借住在一座山间旧寺定惠院里。同年五月二十九日，苏轼的妻子王闰之（续弦，已故夫人王弗的堂妹）、丫环王朝云、次子苏适、三子苏过等人，在弟弟苏辙的护送下也到了黄州。而狭小的定惠院住不下苏家这么多人，于是对文名远播的苏轼十分景仰的黄州太守陈君式把苏氏一家安顿到长江岸边的一个水驿临皋亭。一住就是三年。

　　由于犯官停发俸禄，所以一大家人吃饭顿时成了一个问题。于是，苏轼把夫人王闰之离京前变卖的些许家产换成铜钱，每月初他取出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份，每份一串分挂在住所屋梁的三十颗铁钉上，每天早上用画叉挑下一串做当天的生活费，然后将画叉藏起。这样靠一点积蓄，精打细算，过着紧巴巴的日子。

　　元丰四年（1081），苏轼在黄州安顿下来后，经反复交涉，黄州太守徐君猷将黄州城东缓坡上一块营防废地划给了他，让他“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因东坡原为营房旧址，多瓦砾杂草丛生，不宜耕种。但苏轼别无选择，于是带领全家老小清除瓦砾，刈割荆棘，终于整理出五十亩田园，冬种麦，夏种稻，还种了一些蔬菜瓜果自用。又因当年大旱，从未躬耕的苏轼饱尝了开荒种地的艰辛。

　　元丰四年冬，苏轼在东坡地上盖起了五间房屋，房屋竣工时下了一场大雪，苏轼在居中明间堂舍四壁画上雪景，就将这房子取名为“东坡雪堂”。苏轼住“东坡雪堂”，食东坡田园产的粮食蔬菜，于是也学着白居易，自号“东坡居士”。期间写下了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及《前赤壁赋》、《后赤壁赋》。

　　元丰六年（1083年）五月，苏东坡又在临皋亭南侧筑建南堂，从此，苏轼宜得其所居，煮“东坡羹”，做“东坡肉”，酿“东坡酒”，撰“东坡长短句”。东坡居士名扬天下，苏轼就这样凭着自己的节俭和勤劳度过了黄州四年的岁月。

　　当时黄州百姓对于肥肉都不知如何处理，因为富贵人家嫌弃它太油腻了而不肯吃，穷人虽然也买得起，但是不知道该如何烹制它，这就导致了黄州肥肉的价格“价贱如泥土”。

　　苏东坡开始研究猪肉的一百种吃法，“东坡肉”与《猪肉颂》就是在生活极其艰难、境遇极其糟糕的情形下诞生的。《猪肉颂》全文：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