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夫妇

　　热衷鼻烟壶收藏的人们，大都不会对这对美国夫妇的名字感到陌生。2013年3月6日，在北京的某酒店中，巴馥•福特（Berthe Ford）夫妇刚刚渡过了第40个结婚纪念日，现在的福特先生已经不再担任国际中国鼻烟壶协会主席的职务，而他的妻子——穿着标志性的印满鼻烟壶图案衬衫的福特夫人正在负责这个有着45年历史的协会工作。谈及他们的相遇与结合，鼻烟壶可谓是他们结缘的“媒人”。

　　1963年，年轻的约翰•福特（John Ford）跟随其祖父爱德华•乔特•奥戴尔（Edward Choate O'Dell）开始了首次环游世界的旅行，他们的目的是搜集与购买中国艺术品。凭借对工程、法律、音乐以及中国艺术等方面的广泛兴趣和研究，奥戴尔被誉为当时的“文艺复兴之人”，并被公认为是当时中国鼻烟壶研究的先驱者，他也创办了国际上第一个中国鼻烟壶协会。正是由于他的收藏方向，福特先生对鼻烟壶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

　　“1968年，我的祖父希望能够结识更多的鼻烟壶收藏家，但交易商却因为利益关系，不肯给出其他收藏家的名字。于是，他决定成立一个只针对收藏家开放的协会。”福特先生回忆道，协会最初的名字叫做“美国中国鼻烟壶协会”，这个从世界各地吸纳会员，定期举办国际性会议的协会也成为了当时国际鼻烟壶爱好者的向往之地。次年的11月29日，协会在纽约举行的第一届年度大会不仅有190名会员前来参加，会议还受到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关注，吸引了大批的民众参观。

　　之后的几年中，他们的活动贯穿美国东西部。1971年4月2日，福特先生在巴尔的摩的沃尔特艺术博物馆（Walters Art Museum）举行其藏品展览的开幕式。在开幕式的当晚，他邂逅了一个收藏家朋友带来的女伴Berthe Hanover，也就是日后的Berthe女士。就这样他们相爱了，婚后他们仍旧一同分享着对鼻烟壶与亚洲艺术品收藏的热情。

　　今天，国际中国鼻烟壶协会已有会员600多人，自1969年于纽约举行第一届年度大会后，协会在芝加哥、费城、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伦敦、香港、北京、巴黎等城市相继举行过每年一届的交流大会。

　　热爱西藏佛教的美国游客

　　尽管鼻烟壶成为他们相遇至关重要的信物，但福特夫妇最初的收藏方向却是印度、尼泊尔及西藏艺术品。福特先生说，1963 年的那次环球旅行让他在印度发现了迸发真爱与激情的佛教艺术品，之后便情不自禁地开始收藏。他笑着说，这些收藏品里，交织着他们二人的爱。事实上，约翰与巴馥•福特所藏的喜马拉雅艺术被誉为全球最重要的私人收藏之一，他们也因此闻名世界。他们的收藏曾在世界各地展出，这包括反响强烈的"欲望与虔诚：约翰与巴馥•福特藏印度、尼泊尔及西藏艺术"展览。《欲望与虔诚》一书的作者，著名学者布拉达帕迪亚（Pratapaditya Pal）曾描述福特夫妇的收藏为"对亚洲艺术炽热之情及用心投入的硕果"。该展览在2001年至2004年期间，先后于巴尔的摩沃尔特艺术博物馆、加州圣巴巴拉艺术博物馆、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艺术博物馆、亚拉巴马州伯明翰艺术博物馆、香港艺术馆等博物馆机构展出，引发了轰动。

　　在这场展览中，有一幅作品深受人们的关注：《五世达赖喇嘛唐卡》。这幅唐卡的四边绘有达赖五世的手印、脚印，象征着达赖无处不在，画中还有达赖的老师及护法神，另外，这幅唐卡背后还印有达赖五世真的掌印，弥足珍贵。这件精美的唐卡收藏不仅代表着福特夫妇西藏艺术品的精美收藏，还满载着他们当年首次进入西藏的幸运传奇经历。

　　1978年的夏天，中国首度开放了出境游，当年能到香港探亲购物的人成为了众人羡慕的焦点。有人走出去就有人走进来， 随着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打破两国外交关系的坚冰，也令美国人有机会以游客的身份来到这个神秘的国家。福特夫妇和一些美国人幸运地成为了在1978年继尼克松访问后第二批来到中国的游客。初次来到中国，他们对中国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到处都是自行车，男女老少都穿着灰色、青色和蓝色的衣服，也许那是特殊的制服。每个人都盯着我们看，好像在说从未见过这么奇怪的外国人。当时我们带了宝丽来相机，每个人都向我们要一张他们自己的照片。我们站在市场里，小孩子把我们围起来，看到我们按下相机，照片就出来了，我们把照片都给了他们。”福特先生说。“不过现在一切都不同啦。"福特女士补充道，"我们去遍了中国所有的著名城市，包括北京、西安、上海、成都，最后辗转到了拉萨，因为我们都非常热爱西藏的艺术品。”

　　福特先生回忆道：“第一次的西藏之旅是从成都飞到拉萨，虽然因高原反应感到头疼，但当看到布达拉宫的时候，我们感到非常惊艳，拍了上百张照片。虽然我们对佛教非常感兴趣，而且西藏是藏传佛教的发源地，但我们并没有成为教徒，我们学习了关于藏传佛教的很多知识，只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佛教艺术。” 

　　“有趣的钱”与珍贵的宝贝

　　“我们去西藏前在友谊商店买了很多东西，花掉了身上所有的钱，所以我们就这样身无分文地去了西藏。”福特夫妇回忆道，“当我们到达西藏之后，有天迎面走过来一对可爱的年轻情侣。当时我听说，如果我想要某样东西，用笔在手掌里画出来给人看就可以了，所以发生了这件有意思的事：我看到这对情侣中的姑娘，头发被一个非常漂亮的弯曲形状的发饰盘了起来，我指着那个发饰说我愿意把它买下来，多少钱？小伙子就在手上写了个‘100’，最终我还价到60，买下了那个发饰。只见小伙子抽出随身带的小刀，一把把姑娘别着发饰的那段头发割了下来！头发从发饰上掉了下来，然后他把发饰递给我，非常高兴的样子，不过那个小姑娘可一点儿都不，现在那头发还被我太太收藏着呢。”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外国人到中国可用外币兑换“外汇券”，并到特殊的地点，如友谊商店购买当时人民币无法购买的紧缺商品，同时外国人在离开中国时可以将没有使用完的外汇券换成美元带出境外，福特夫妇将它称为“有趣的钱”。

　　在离开西藏之前，福特夫妇已经意识到他们的身上没有可以花的现金了，但福特先生感觉自己还没有买到什么珍贵的宝贝，于是他们决定到当时西藏唯一的天主教地区盐井村碰碰运气。在一户人家前，他对门口坐着的藏族妇女比划着说唐卡和青铜器，妇女指了指楼梯让他们上楼，在楼上的客厅中，他们见到了一个小伙子，他是个经常往返尼泊尔和西藏的尼泊尔人，也是一位艺术品卖家。得知福特先生的需求后，他便把很多艺术品拿出给他看。

　　“当时他把其中一个卷轴放在沙发上，试图摊开让我看，但那是一幅15英尺长10英尺宽的纺织品，而房间很小不能展开。不过我看到了纺织品上用藏文编织的‘唐卡’字样，虽然我不理解那是什么意思，但我肯定这一定是个宝贝。由于身上没有钱，我就叫这个年轻人晚餐后来我们的酒店。回酒店后我们赶紧开始在旅行团里借钱，可我们的美国导游却告诉我们没人可以借给我们钱，因为我们要得太多了！很快小伙子就带着唐卡来到酒店，当时管理非常严格，我对服务小姐说他是我们的客人，便拉他进房间后把门锁上了，进行我们的交易。这时我们终于看到这幅唐卡展开的样子。但我没有钱可以付了，为了证明我们一定会付钱，我把我们带的展览会目录拿了出来，那上面有我们在纽约第一个西藏艺术品展的藏品，有我们的协会基本介绍，我还拿出了所有信用卡，表示我们有足够的信用。小伙子给了一个数目，并说开张支票就好，于是我便按三分之二的比例想开美金的支票（我以为他说的是人民币），可他却说，‘噢，我想我说的是美金，不要搞错了！’就这样，我们得到了第7 任非常长寿的达赖喇嘛的编织唐卡，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件宝物。”福特先生幸福地说道。

　　接下来，福特夫妇便开始担心带这件宝贝回美国途中会不会出现问题，没想到一切都非常顺利，由于唐卡是丝绸制的，很软，过关的时候检查员看了看便让他们通过了。回国后，他们向其他收藏家朋友们讲述了这次幸运的旅程，马上吸引了他们。一年后一些美国收藏家就来到西藏，也买到了一些不错的物品，但在离开中国的时候全被没收了，因为那时的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制定了一些相关法令防止艺术品外流。“我们实在是太幸运了。”福特先生说。

　　与内画大师王习三的“偶遇”

　　“我们之前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充满幻想，我们的经历证实了这些看法：有一些艰难、顽强又残酷（的社会气氛），每件事都是标准化的，每个人都是非常焦急的。”对于首次来到中国的记忆，福特夫妇显然印象深刻，不过他们依然认为这次的中国之旅“非常惊人，是极好的一场旅行”。

　　回到福特先生最感兴趣的鼻烟壶收藏。1950至1960年代，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鼻烟壶的销售将极大地促进外汇的进入，于是便承包了冀派大师王习三在河北的鼻烟壶工作室。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伴随着国家拨乱反正，王习三进入了一个创作高峰期。在这个阶段，王习三绘制了大量肖像烟壶，从而把内画肖像烟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1980 年，他精心绘制了第一套大型系列肖像烟壶：清代帝王帝后像。

　　1981年，中国政府又将王习三派往夏威夷的友谊商店担任代表工作，正是在那里，福特夫妇与王习三相遇并被其内画鼻烟壶的功力所折服。时任国际中国鼻烟壶学会主席的福特先生，在1982年11月10日写给清代帝王帝后像这套烟壶的收藏者，美国加里福尼亚州科罗拿多的阿加莎·爱伦森及其丈夫欧文·爱伦森时说：“幸运地拥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画家所绘的一套无与伦比的鼻烟壶，你们一定会有一种真正的成就感和自豪感。”同时他在1982年12月10日写给王习三的信中也指出“这套作品是不朽的杰作”。

　　“我第一次欣赏到王习三的内画鼻烟壶时还不认识他，那时他的作品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笔法精妙，传递出的意趣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