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颐中档案“童工”卷资料记载：英美烟公司沈阳厂1924年工人工资与平均生活费用比较，厂方估计沈阳当地一家5口的每月大致生活费用为20元，而工人每月平均实得工资，机匠44.92元、机工15.07元、男工14元、女工10元、童工10元。从这个收入比例来看，如果一家两口均在英美烟公司沈阳厂工作，维持日常生活还是可以的。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时的英美烟公司也是非常重视技术的。

　　不过到了1929年，随着沈阳当地通货膨胀的加剧，工人的生活面临极度的困难，于是工人开始提出加薪。

　　这在1929年9月2日，沈阳英美烟公司贺尔伯致上海英美烟公司柯深史的函中可以了解一二：关于我7月29日的信，以及你8月3日的回信谈到华籍职员的工资问题，我可以说，这问题已经解决。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我发现加薪的要求在这里所有的洋行，包括火油公司、银行等等的职员中间已谈论几个月了。据我了解，一般都已给予加薪。

　　我通知这里的职员，同意给他们10%“津贴”以应付生活费用的上涨；于是主要职员们推了一个代表团到我这里，对我说10%是不够的。他们要求月薪划在100元以下等级的职员加30%，100元以上的加15%。我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并建议他们接受10%，待等年底时，看看是否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这些人并没有采取敌对的或吵架的态度——他们平心静气地讲话，表示理解公司的困难，并指出他们都是老职员，对所给予他们的总的待遇是满意的，对他们正做的工作也是十分满意的。他们的论点是最近满洲的生活费用已上涨到如此程度，以致目前的工资不可能让人过适当的生活了，因为与两年前比较，1块钱的购买价值只相当于0.60元了。他们同意目前先接受所给予他们的10%“津贴”，但是当年底照常例要加工资时，他们敬请公司再考虑这事，要特别关心月薪划在100元以下的级别。

　　非常抱歉，我不得不又向你提出这事，但无疑的，这些拿固定工资的人正处在极艰难的时期。两年前每天拿0.40元和0.50元的工人现在可得0.80元，原来每天拿1元的木匠，现在拿1.50元，等等。当地虚弱的通货，银价的下降，日元的上涨，税收的稳步增加，沈阳及其它南满中心区人口的增多，所有这一切都促进了生活费用的提高。我确信到年底我们在这里的职工问题上还将有困难，除非那时再给他们补贴，所以我将很高兴，如果不久你会指示我你想采取的方针。

　　眼前，我只答应给沈阳公司职员10的“津贴”，但是雇员之间关于这事的讨论必然会传到我们外面各地的职员，我预料不久将来会得到各个地区的申请。他们或多或少全是处于相同的境况，纵然由于房租负担的不同，生活在沈阳的人或许要比在外面各地的人的处境更坏些。然而衣食方面无论在哪个地方是没多大差别的。你是否准备给推销人员同沈阳公司职员已拿到的一样的津贴？如果准备给的话，那我建议你马上给，而不要等到他们来申请时再给，这将是一个更好的策略。请告诉我你的意见，并给我指示。

　　我已把这些困难完全通知马那桐，他会告诉你更详细情况。这是一个难题，我很抱歉，不得不又来麻烦你，但必须决定该怎么办，力图使我们良好的有能力的华籍职员不会不高兴和有对抗情绪，尤其在目前相当困难的时候，我们正在大力推动销售，我们需要尽可能发挥雇员的所有一切热情。

　　而到了1940年，沈阳启东烟草公司又发生了工人跳厂转业的事情，具体原因请看1940年5月9日沈阳启东烟草公司致上海颐中烟草公司制造部的函：4月份满洲国所有的工厂里又发生了大量工人跳厂转业的情况，要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只能重复最近几个月里已告诉过你的那些话。那就是，现正在进行的各项建设项目如筑路和农业发展项目吸引了苦力工人，因为通过每天工作长达12—13小时，或甚至14小时，他们能挣到比我们支付的9小时工作日大得多的工资。

　　1941年，工人生活面临的困难更大，原因是工厂的不景气。这一情况在1941年1月6日上海颐中烟草公司鲍尔致上海颐中董事会的函中可窥一斑：在东北，沈阳工厂由于煤的供应不足，从11月14日开始关闭到月底。那里对煤的供应控制很严，不可能从统治当局得到所需的供应量。由于缺少烟叶，哈尔滨工厂从11月5日关闭到月底。营口工厂整个月来8台卷烟机每天只能开动4.5小时，也是由于缺少烟叶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