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村里来了社教[①]小组，那几年，县里正大力扩大烤烟种植规模，社教小组在对全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同时，还号召农民拿出好田好土连片种植烤烟。开始大家都不能接受种烤烟，说种粮食至少能够保证不饿肚子，若是烤烟欠收成，赚不到一分钱不说还得倒贴煤炭钱。在社教队员们反复跟群众对比种粮食和种烟叶产生的收益并保证大家有钱赚之后，许多人才犹豫着将一些田地拿出来种上了烤烟。

　　“营养圈”与“地老虎”

　　因年代久远，种烟的许多的细节都忘记了，只记得工序很多、很累，记忆最深的就是做“营养圈”与捉“地老虎”了。翻地、打垄是大人们的事，我们这些小孩子就是帮着做“营养圈”（材料准备：一根细直的杉木棍、一个普通的白酒瓶子、一捆干净的稻草和一堆粘稠适度的泥巴），先是将杉木棍插入酒瓶子用绳索横着固定在树上，然后将6-10根稻草搭在泥堆上，用手抓一把泥按在稻草上面，另一只手轻轻地一抽，然后再将沾满泥巴的稻草缠绕在酒瓶的瓶腰上，一个营养圈就出来了。一天下来，虽然满身都是泥，但在那个电视机和电视节目都匮乏的年代，伙伴之间做“营养圈”比赛看谁做得好做得快，倒是给童年生活平添了几分乐趣。

　　与“营养圈”相比，对付地老虎就要难得多了，那家伙白天隐蔽在杂草、土堆里睡觉，晚上才出来活动。普通药物效果不是很好且容易伤及禽畜，最好的办法就是人工捉拿。记得那段时间我和弟弟总是天刚蒙蒙亮就起床，每人拿个小瓶子和一根小细棍，只要烟株周围发现有松动并微微拱起的新土，一棍子下去准是一只地老虎，一个早晨下来每人都能抓上半瓶子。如此几天下来，虽然腰酸背痛，但想到既除了害虫又为家里省了几把喂鸡的米，成就感便油然而生。

　　烤烟

　　烟叶成熟的时候，村里一般是男女老少齐上阵。主要劳动力们去采摘烟叶，老人则带着孩子在家扎杆。所谓的扎杆就是用纳布鞋底用的细线将生烟叶缠绕在一根长约四尺的杉木棍上，每到这个时候我的心情总是不太好，因为每扎一次烟，手掌上总要留下一层厚厚的黑色油污，既刺鼻子又难洗。

　　烤房是用土砖砌成的，高约四米，顶上开着天窗，贴着地面有两排传热用的陶制管道。烤烟时将扎好的烟杆分三层挂在里面。对于我来说，烤烟时最难忍受的事就是上烤和下烤，上第一烤烟还好，下面没生火，里面的温度和外面差不多，可接下来的每次出烤和上烤，烤房里都热得让人几近窒息，而我每次都得跟着父亲进烤房忙几个小时，那股难受劲至今回想起来仍是心有余悸。

　　卖烟

　　附近几个村的联合收购点就设在邻居家，每年开称之后，他们家就变得热闹非凡，门前经常是天还没亮就排起了长队。收烟的顺序以收购点工作人员发的号码为准，烟农之间有时为了争个先后而争得面红耳赤，甚至相互谩骂、扭打，当然，这种事少有发生，因为都是乡里乡亲的，多数人都是通过拉家常来消磨等待的时间。

　　父亲去卖烟的时候，我总是跟在后面，一方面是因为收购点经常有卖西瓜的，另一方面是想去感受一下那里的热闹气氛。每当验到我家烟叶的时候，我的心情就跟听老师念考试成绩一样，希望自家的烟能评个好级别。

　　我家的日子就这样年复一年地过着，直到我初中毕业。那些年里，卖烟的的收入支撑着家里大部分的日常开销，烟叶在我眼里就是学费，就是过年的新衣裳。之后，全国兴起了进城务工热，加上母亲身体总是不太好，父亲便打点行囊和人去了广州，从此，我告别了我的“烟农”生涯。

　　后记：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家乡的烟叶生产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组织与管理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次回家我都有新发现，先是温室大棚代替了“营养圈”，烟农卖烟不用再排队，接着是田里出现了机耕道，有了井陌相间浆砌石毛渠，再后来就是密集型卧式烤房取代了土砖立式烤房，乡道路面也实现了砼化。随着种烟劳动强度的降低和收益率的提高，家乡群众的种烟热情又一次高涨了起来，涌现出一批种烟大户与能手。邻居掰着手指给我算了一笔帐，去年他家共种植烤烟100亩，除去各项开支成本，净收入十几万元。

注：

[①]为1991年湖南省委组织开展的全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