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努尔哈赤1583年起兵到建都北京，中国半个多世纪是满州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经济关系、政治制度以至道德习俗等都带有大变动时期的深刻烙印。清太爱新觉罗·皇太极正处在这一变化时代的后期。这期间，恰好烟草的传播与发展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清太宗关于烟草的政策——从禁烟到解禁，是他整个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反映了关外烟草和吸烟习俗发展的一个侧面。

　　清太宗最初对烟草持否定态度，但禁律多局限于禁“小民”而不禁诸贝勒。王先谦《东华录》载天聪九（1635年）清太宗与大臣关于禁烟的一段对话：

　　上谓贝勒萨哈廉曰：“闻有不遵烟禁犹自擅用者。”对曰：“臣父大贝勒曾言，所以禁众不禁请贝勒者，或以我用烟故耳。若欲禁止用烟，当自臣等始。”上曰：“不然，诸贝勒虽用，小民岂可效之？民间食用诸物，联何尝加禁那！”又谓固山额真那木泰曰：“尔等请臣在衙门禁止人用烟，至家又私用之，以此推之，凡事俱不可信矣。联所以禁止用烟者，成有穷乏之家，其仆从皆穷乏无衣，犹买烟自用，故禁之耳。不当禁而禁，汝等自当直谏，若以为当禁，汝等何不痛革？不然外廷私议禁约之非，是以臣谤君，以子谤父也。”

　　清太宗对烟草在边廷贸易中采取了较为严肃的态度，尤其限制进口。朝鲜《李朝仁祖实录》载谓：

　　戊寅(1618)年八月甲午，我国人潜以南灵草(即烟草)入送沈阳，为清将所觉，大肆诘责……转入沈阳，沈人亦甚嗜之。而虏汗(指清太宗)，以为非土产，耗财货，下令大禁。

　　禁止贩运和销售是禁烟的重要环节之一，满文盛京刑部原档(下称《刑档》）中有一起关于查处朝鲜人于崇德三年(1638)六月十二日运烟草到满州发卖的案件，云：

　　二十二名朝鲜人来时，将一马所驮之烟，处处发卖，另一马空来。户部参政昂金查出，系驻防东京镶白旗哈囊阿当值，然哈囊阿因家里出痘未护送，由一拨什库、五名甲士护送前来时，竟准其乱卖。遂移送法司拘审，因哈囊阿未来，乱卖是实。哈囊阿尔家中有事，应告吴尔噶纳，令其代尔之班，竟使常人护送前来，以致乱卖。哈囊阿以规定之罪，护送六人各鞭五十。

　　吸烟虽不合法，但民间偷吸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然违禁吸烟应定何罪和如何发落似没有明文规定。《刑档》中有崇德三年十月唐贵氏受监禁中吸烟遭鞭挞一案：

　　初四日，正兰旗唐贵将喀尔喀蒙古携来后，未交付防守章京，经直还家，致使喀尔喀马匹被人乱拿。兵部官奏入，上命将唐贵饿禁两日。在因禁时，唐贵抽烟，被镶红旗佟什禄付法司拘之，审实。唐贵鞭八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