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下半年，《青岛卷烟厂烟标集（1919~2006）》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该书收集了青岛卷烟厂80多年间的192个牌号1156枚烟标及有关史料，是该厂第一本完善翔实的烟标集，可谓内容全面、观点新颖、装帧精美。中国烟草博物馆和青岛图书馆高度评价并收藏了这本富有史料价值的书籍。

很难想到，这本厚437页、重约2公斤的烟商标集，竟是由该厂年近古稀的退休干部赵玉华和其丈夫苏家良历时六年编写而成的。

遗憾和热爱

翻开烟标集，只见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我们深情热爱的青岛卷烟厂。”这句话说明了作者编写此书的初衷和目的。

1968年，高中毕业的赵玉华进了青岛卷烟厂。从车间到机关，从工人到干部；从知青办到企管办，从计划处到信息中心，她在每个岗位上都能干出名堂和成绩。

赵玉华很早就了解“青烟人”对有一本企业自己的烟标集有多么渴望，知道企业曾组织编写而未出成果，她曾暗下决心编写烟标集，为此也搜集了不少烟标，但终因工作太忙而难以顾及。退休时，很少掉泪的她在欢送会上泪如雨下。她说：“总觉得烟厂给自己的太多，自己给烟厂的太少，留下了遗憾！”她所说的遗憾，其实就是指编写烟标集这件事。

退休后，赵玉华把自己的想法跟苏家良一说，立即得到喜爱收藏的苏家良的理解和支持。在2010年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赵玉华夫妇迈上了编写烟标集的漫漫征途。

编写烟标集的基础工作是广泛全面地搜集烟标。古人说，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赵玉华夫妇搜集烟标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平时见到亲戚、朋友、同事，忘不了的问话是“有没有烟标”；看见丢弃的烟标，总会弯腰捡起，然后拆开、擦净，放到衣袋里……

老两口知道，搜集一般烟标可以要和捡，而珍贵稀缺的烟标就只能靠买了。老两口几乎天天上网寻找和购买烟标。全国各地举办的大型烟标交流会和拍卖会，他们几乎每次都参加。在江苏南京的一次烟标拍卖会上，赵玉华用1300元钱拍下一枚较为罕见的烟标。因为经济能力有限，对那些实在买不起的烟标，赵玉华只好和烟标主人商量，采取拍照或扫描的办法留下样品。

四次英国之行

据《青岛卷烟厂志》记载，新中国成立前该厂生产过81个牌号的卷烟。数量虽不多，但由于年代久远，搜集这些烟标及其资料，难倒了不少烟标收藏界的“英雄好汉”。青岛卷烟厂当年组织编写未成，这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这个难题又摆在了赵玉华夫妇面前。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英国工作的女儿苏波帮了大忙。

苏波得知父母的难题后，提议先向总部设在伦敦的英美烟草集团（其前身英美烟公司曾于新中国成立前在青岛设厂生产卷烟）求助。于是赵玉华夫妇满怀希望，于2011年第一次来到伦敦。苏波把父母写的信译成英文寄往英美烟草集团，没想到很快得到回信说当年在华企业的烟标资料已经销毁。

赵玉华夫妇乘兴而去败兴而归。2012年，苏波得知，英国烟标收藏家俱乐部将于当年6月份举行年会，同时举办烟标交流会和拍卖会。于是赵玉华夫妇第二次来到伦敦。这次伦敦之行收获颇丰，赵玉华不仅买到了许多珍贵烟标，还结识了英国烟标收藏家俱乐部秘书长，并成为该俱乐部成员。回到国内，在女儿的帮助下，赵玉华与英国烟标收藏家俱乐部建立了经常性联系。

2013年春天，赵玉华得知，一位名叫丹尼尔的英国烟标收藏家有英美烟草集团当年在华企业的烟标资料，于是她和丈夫第三次飞到了伦敦。丹尼尔家离伦敦200多公里，第二天早上还没倒过时差的赵玉华就让女儿驾车前往丹尼尔家。

驱车近三个小时，终于见到了丹尼尔，见到了烟标和相关资料。烟标共300多枚，资料上详细记载了英美烟草集团当年在华企业生产烟标的图样、设计单位、注册单位及地点、变更情况等。

赵玉华毫不犹豫地用重金买下了这些资料，还和丹尼尔成了好朋友。赵玉华经常通过网络向他咨询有关问题，丹尼尔每次都是详细查找资料，认真给予回答，最后成为《青岛卷烟厂烟标集（1919~2006）》的顾问。

2015年，烟标集初稿完成，赵玉华夫妇第四次来到伦敦，把初稿送给丹尼尔修改。丹尼尔先后写了七封长信，谈修改意见，这对烟标集的出版帮助很大。

三次征求意见

一开始，赵玉华认为，烟标收集齐了，按时间顺序排列，加上前言和后记就可以完工了。后来发现并非这么简单。在编写这本烟标集的六年时间里，大的改动就有三次，一次比一次要求高，一次比一次难度大。赵玉华夫妇对此不是避重就轻、退缩放弃，而是知难而进、自我加压，做了一次又一次的修改变动。

赵玉华第一次拿出征求意见的烟标集初稿，其实是一本只有烟标没有文字的图画集。大家浏览之后说，这看上去更像是一本美术作品集。有的朋友提出建议，能否像连环画一样，在每枚烟标的后面附上设计者、设计时间、注册时间、画面含义、生产数量和背后故事等。

赵玉华夫妇觉得非常有道理，又把重点从搜集烟标转向搜集其他资料。于是，两位老人成了青岛卷烟厂档案馆的常客。他们不畏严寒酷暑，戴着老花镜，一边翻档案一边做记录，还查阅了厂志、年鉴、厂报及有关文件等。

赵玉华第二次拿出烟标集征求意见，得到大家的充分肯定。然而，一位老领导觉得把烟厂近百年的烟标“一锅煮”不好，缺乏层次感，建议把烟标集分成“新中国成立前”“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前要有概括性的文字，说明它们的不同情况特点，看出变化和发展。

这个建议对赵玉华夫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他们不单是收藏者，而且要成为研究者，对企业发展乃至每枚烟标的内涵要有独到看法。

为做到这点，老两口推迟了编写计划。在搜集整理烟标资料的同时，买了许多与烟草和企业相关的书籍进行学习研究。夫妇二人经常讨论交流，有时为不同观点而激烈争论。他们还注意借鉴别人的研究成果，向资深烟标收藏家请教，注意倾听不同的观点，进行对照和比较。比如怎样认识改革开放前后烟草行业的变化，赵玉华夫妇数易其稿，最后才写出了自己比较满意的“说明”。

烟标集付印前，赵玉华又拿着第三稿征求意见。烟标藏友们评价很好，但由于对青岛卷烟厂和英美烟草集团的发展变化不很了解，有些地方看不懂。为解决这个问题，赵玉华夫妇又查阅相关资料，写出了“青岛卷烟厂演变图”“青岛卷烟厂大事记”和关于英美烟草集团的“注释”，附在书后。对此，烟标藏友及读者都表示满意。

集体的力量

赵玉华说：“烟标集虽然署我和老伴的名字，其实是集体力量的结果，特别是青岛卷烟厂那些老领导、老职工为烟标集付出了很多，没有他们提供的大量真实、生动、鲜为人知的资料，就不可能有这本烟标集。”事实的确如此。赵玉华在烟厂工作了36年，对烟厂的老领导和老职工太熟悉了，这是她编写烟标集的特殊优势。

新中国成立后，青岛卷烟厂手工绘制烟标的主要设计师有四人。第一任设计师张锡之，1992年去世。于是，其他三位成了赵玉华走访的重点。最少的走访五次，最多的走访三十余次。杜吉广是第二任烟标设计师，年近八旬，他设计的烟标最多，帮助赵玉华揭开了许多谜团和误解。

青岛卷烟厂的许多退休老领导都参与了烟标的策划设计定稿工作，他们也成了赵玉华走访的重点。例如，有关张锡之的情况，赵玉华就是通过走访90多岁的原副厂长张志俊才知道的。张锡之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他设计了新中国成立后青岛卷烟厂第一枚烟标“黄河”，前后共设计了近40个牌号的烟标，表达了对国家的热爱之情。

卷烟厂退休老职工听说赵玉华要编写烟标集，非常高兴和支持。赵玉华走访他们时，他们不仅认真回顾，还纷纷把自己留存的烟标、照片等送给赵玉华。

据统计，六年时间里，赵玉华夫妇走访老领导和老职工近千人次，了解到大量在档案馆查不到的历史事实和有趣故事，为烟标集内容的翔实生动打下了基础。烟标集编成后，赵玉华又印出样稿，送33位老领导和老职工审阅，征求意见，加以修改，最后才定稿付印。许多职工说，赵玉华的走访，实际上也是在做青岛卷烟厂资料的抢救工作。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烟标集的出版是一次有益的尝试。随着我对企业历史资料和实物收藏研究的深入，以后将向烟草行业、青岛卷烟厂、烟标收藏界的朋友拿出新的成果，献出挚爱深情。”赵玉华坚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