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地方标准《室外吸烟点设置与管理要求》于9月1日正式实施。该标准由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组织实施，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牵头，上海市控制吸烟协会、复旦大学、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同济大学、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联合起草编制。该标准是健康上海行动专项（2022-2024年）——“控烟示范管理建设及戒烟网络能力提升”中的重点内容和重要成果，也是进一步推进公共场所“控烟行动三部曲”，即“室内全面禁烟、室外不吸游烟、吸烟请看标识”的重要举措。该标准总结对助力城市控烟精细化管理和健康城市建设有重要意义。

面对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新挑战以及公众关切，上海引领全国、对标国际，创新探索制定该标准。该市已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室外公共场所，如综合商圈、体育健身场地、公园绿地、会展文博场馆、交通枢纽、“一江一河”滨水公共空间等进行室外吸烟点示范建设，年底前将完成300个示范点建设。

管好“一根烟”是公共健康领域的重要工作之一，越来越多的城市管理者已经认识到，无烟环境建设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一刀切地要求室内室外一律禁烟，只会让社会上大量存在的烟民无处安生。缺乏了庞大烟民群体的主动支持，仅靠一纸禁烟令无法实现100%的无烟环境。因此，不独上海，许多城市都在认真探索室外吸烟区的设置问题。

9月12日，郴州新闻网发布了一篇“在北湖公园设置吸烟区是务实之举”的网评，文章认为，对于禁烟的场所范围，应本着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原则进行，疏堵结合不断优化控烟“路线图”。在做好室内全面禁烟的基础上，宣传倡导室外不随处吸烟以及吸烟应避开人群前往指定室外吸烟点，这才是更成熟、可行的控烟思路。

郴州在北湖公园设置了吸烟区。这一吸烟区有醒目的指引标识和舒适的座椅，里面有烟蒂和烟灰收集器具，方便市民处理烟蒂和烟灰。此外，该吸烟区的设置还充分考虑了消防安全要求，并张贴了爱护环境、共建美好家园的标语。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北湖公园的吸烟区非常人性化，在尊重吸烟者的权利和保护非吸烟者免受二手烟伤害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还兼顾了环保与安全。该吸烟区的设立，向市民传递了鲜明的控烟信号——不仅在室内禁止吸烟，吸烟者在室外也要顾及他人不吸二手烟的权利与诉求，不能因为所处的公共场所是露天、户外，想怎么抽就怎么抽，而应尽量降低对环境和非吸烟者的影响。郴州市的这一做法被认为是该市探索控烟治理的务实之举。

深圳是我国控烟法规最为严格的城市之一。根据深圳市控烟办的调查显示，深圳的控烟关键指标（15岁及以上成人）吸烟率已降至16.9%，低于2022年全国平均值24.1%，提前实现健康中国行动2030年的控烟目标，也因此被人们称为全国“烟味最淡”的城市。9至10月，深圳市控烟办将在全市10个区(新区)30个街道60个社区开展2024年深圳成人烟草流行调查。目前，深圳已上线“别抽啦”控烟投诉小程序，市民扫码可上传照片、投诉违法吸烟行为，该系统接到每单投诉后，经审核通过，会自动分配给各街道志愿者前往现场核实、督导和宣传教育，执法部门会后续跟进处理。

新京报9月1日报道说，“无烟北京”微信公众平台2024年7月1日至8月31日共收到市民对违反《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的投诉举报1235件，数据显示，居民小区楼道和步行梯内吸烟投诉举报仍居高位，达到217件，占投诉总数的17.5%。居民楼仍然是违法吸烟的“重灾区”，数个居民小区曾被多次投诉举报，但依然我行我素、无人管理。

一直比较活跃的某控烟组织，在8月28日曾发布了一个《2023年中国控烟观察——民间视角》报告，这则报告认为，全球成人吸烟率从2007年的22.8%下降到2021年的17.0%，14年间下降了25.4%。同期，在高收入国家下降了24%，在中低收入国家下降了28%。中国12年间下降了14.2%，还是低于全球中低收入国家下降的平均水平。《报告》呼吁国家要制定更为严格的控烟政策。

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美国驻华大使馆也在微博上发布了一个题为《美国烟民比例降至历史新低》的头条文章，文章中说，美国吸烟率在上世纪80年代稳步下降，并于1989 年首次降至30%以下，2015年再降至20%以下。据联邦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简称 CDC）2024年最新数据，目前美国的烟民比例已下降到仅占成年人口的11%。文章认为，美国吸烟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当今吸烟的美国年轻人正在急剧减少，他们逆转了年轻人最有可能吸烟的历史趋势。据盖洛普调查数据，现在吸烟的年轻人低于其他年龄段，在30至49岁年龄段的人中有13%吸烟，50至64岁的人中有18%吸烟，而在过去三年中，仅有约6%的30岁以下的年轻人表示他们在过去一周内吸过烟，相比之下，在2001年至2003年的同类调查中，这一比例为35%。公共卫生专家们由此推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人口的吸烟率还将继续下降。

但文章也提到，虽然美国吸香烟的人数减少了，但越来越多的电子烟（e-cigarette）的出现使年轻人更有可能受害。根据CDC近两年的综合数据，年轻人已不再是最可能吸香烟的年龄组，但他们却是最有可能吸电子烟的群体。盖洛普民调显示，当今有18%的18至29岁的年轻人吸电子烟，大约是同年龄组吸香烟人数的三倍。尽管这一群体的电子烟使用率依然低于过去年轻人的吸烟率，但如果目前的年龄趋势持续下去——这意味着今天的年轻人在步入中年时继续使用电子烟，而今天的儿童到成年时使用电子烟的比例将很高——吸电子烟的人数可能很快就会超过吸烟人数。

比这篇微博的内容更有看点的，是其下面的评论。这则微博下面被“美国吸烟率下降了，但吸毒率提高啦”、“美国人不吸烟了，因为都去吸大麻了”等类似的评论刷屏了。

加拿大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情况与美国也多有相似。这或许就是报告中所说的，一些发达国家吸烟率下降背后的无可奈何的真实现状。

虽然烟草有害健康，但社会需求仍然存在，而且短时间内无法根除。控烟的根本在于减少烟草消费需求，一味减少供给可能适得其反。比如一味减少烟草供给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会造成严重的非法贸易。当前，卷烟已成为世界上走私最严重的消费品之一，近年来全球非法烟草贸易持续增长，占全球烟草贸易总量的12.5%，其价值超过石油、野生动物、木材、艺术和文化产品、钻石等非法贸易主要货物的总和。而中国卷烟市场中非法卷烟制品所占比重仅约4%，不仅低于中低收入国家，而且低于发达国家，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

美国20世纪初禁酒令的失败案例已经提醒人们，凡事不能“过极”，要掌握分寸。推行一种新政策，一定要作全面衡量和全面评估，不能以点概面。应当考虑国家利益、个人利益、经济发展和人们的接受程度，还要考虑追求目标与执法成本之间的平衡。

近年来，随着世界卫生组织、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持续推进，烟草控制议题早已从单一的卫生领域倡议拓展到涉及全球经济、政治等多领域交叉的综合性议题，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议题的讨论已经超出了《公约》框架内保护环境免受污染、保护工作人员健康免受侵害的一般性讨论，而是上升到了烟草业对环境、人权产生综合性的负面影响，作出道义批判，进而提出一些极端措施。一些烟草产业相对薄弱的国家和地区，为了树立道义形象、提升国际话语权，积极推动此类议题的讨论。虽然这些议题在实践层面尚未产生实质性影响，但已经成为国际谈判和舆论场的重点和焦点，值得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