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发布《2023年中国控烟观察——民间视角》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对我国2023年以来的控烟情况进行了系统性分析和总结。

报告指出，相较于前些年，全面无烟立法进展缓慢，尤其是地方立法出现速度减慢、立法质量下降的趋势。同时，控烟执法效果有待提升。

当前，我国尚无全国层面的控烟法律法规。有关控烟的条款散见于未成年人保护法、广告法、慈善法、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等法律中。2014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起草了《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并进入征求意见阶段。但时至今日，《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仍未出台。

报告显示，2008年到2021年，共有32个城市出台了控烟相关法规。但2021年之后，各地控烟地方性法规多以文明行为条例或爱国卫生条例中部分条款的形式出现。

“中国居民近90%的死因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我国居民死因顺位依次为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这些疾病的增长都和烟草流行相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原主任，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姜垣指出，每个城市各自立法，立法的成本高、效率低，应将国家层面的控烟立法提上日程，并推动地方加强执法。

“从近3年来地方控烟立法情况看，地方立法呈停滞趋势，甚至一些地方立法在禁止吸烟的范围方面还出现了倒退的迹象。”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青斌说。

王青斌对近3年来地方控烟立法现状进行了统计，只有三部名为“公共场所控制吸烟”的地方性法规出台，分别是《宿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珠海经济特区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成都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此外，上海于2022年修改了《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与此同时，有关控烟的规范性文件数量较多，有12个城市通过“红头文件”来规范控烟。但由于规范性文件中不能设定罚则，这样也就影响了实际控烟效果。

“从控烟的角度来讲，最正式、最合理、最有力的做法就是立法。”王青斌指出，控烟工作应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即推动全国层面的控烟立法出台。在他看来，这对于实现健康中国的战略、更好地保护公众健康、降低吸烟带来的医保支出压力，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