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吸烟者每吸一包烟，平均消费0.52元的烟叶，为烟草行业职工发了0.87元工资，为国家缴了9.05元的税，也即一包烟的税占比为48.4%。

近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与经济政策合作中心发布《烟草消费税改革暨烟草行业全产业链研究》(下称“报告”)显示，2020年一包卷烟加权平均的零售价格为18.69元，并进一步剖析了一包卷烟在产业链各环节的税收、成本与利润构成。

一包烟的税收中，65%为消费税，24%为增值税，10%为附加税，1%为烟叶税，由此可见，消费税为烟草税收中的大头。一位接近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专家介绍，我国消费税实施目的以调控为主，收入为辅。换言之，对烟民征收消费税，主要为了“寓禁于征”，减少烟草消费。目前，全世界大约有90%的国家都对卷烟征收消费税。

国家卫健委2020年9月曾在一篇对政协委员提案答复中提到，控烟行动是全方位干预健康影响因素方面的一项行动，包括“研究推进采取税收、价格调节等综合手段，提高控烟成效”。下一步，国家卫健委将持续推动烟草消费税政策研究工作，不断提升政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报告撰写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郑榕告诉记者，尽管我国每包烟税占比达到48.4%，但仍有进一步提税空间。其一，根据模型测算，如果世卫组织所厘定的非价格控烟措施在我国达到中等水平，一包烟的税占比达到78%，我国才能实现“成人吸烟率降到20%”的目标。其二， 2015年后，我国烟草消费税税率就没有调升，而烟民的烟草支付能力却在增加。提税的最终目的是提价，近7年(2013-2020年)每包烟零售价只涨了4.43元，烟民“税痛感”并不显著。

一名长期关注控烟工作的公卫领域人士对记者表示，他对“提高烟草税”的效果持保留态度。2015年国家提高烟草制品的消费税，当年卷烟消费得到一定程度抑制。但提税的效用并没有维持太久，近五年来，消费卷烟的人群数量并没有大幅度减少，以税控烟效果不佳。与此同时，卷烟产品税负难以转移到卷烟零售价格上，市场出现了提税不提价的现象。此外，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2015年消费税上调后，某些品种卷烟实际价格甚至不升反降。

一包烟成本利润率超六成 烟农获毛收入仅0.45元

根据前述报告，在一包零售均价为18.69元的卷烟中，成本为6.12元，占比约三成；利润为3.72元，占比约二成。

报告由此测算，一包烟的成本利润率为61%，意味着烟草行业每投入1元成本，能够获得0.61元的主营业务利润。这远高于中央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7.1%(2021年数据)。

高利润率之下，制作卷烟所需的原材料成本却相当低廉。

报告发现，在一包烟6.12元的成本费用总额中，零售和农业环节仅占8.5%，50%分布在生产环节，32%分布在批发环节。生产环节的营业成本包括收购及进口烟叶(烟叶成本)、直接物料、购买机器设备等。

其中，一包烟的烟叶成本平均为0.52元，占总成本的9%，占烟价的2.7%。

低烟叶采购成本和高销售利润率也导致从业人员收入出现两极分化。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烟草总公司平均年薪为186700元/人，高于制造业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年均收入的88864元和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90501元。

烟农则是烟草产业链中获利最少的群体。2019年，全国共有烟农100万户，平均每户烟农从每一包烟中获得的毛收入为0.45元。包括烟农在种植过程中的所有物料成本和时间成本。

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宣传部主任王静看来，要获得这0.45元的毛收入，烟民所需要倾注的时间和精力是非常大的。“由于烟叶在生长过程中是逐渐成熟的，烟农需要成熟一叶采收一叶，这几乎完全依赖人工，甚至可以说从开始种植到初烤，烟农相当于被‘拴’在了这个产业上。”

随着烟草行业持续降本增效，2013～2020年，一包烟中成本的比重整体呈下降趋势。其中，2015下降了3个百分点；2016年略微上升，之后呈持续下降态势。一包烟的利润比重则在同期保持较为稳定的水平，并在2019年之后呈上升趋势。

报告发现，税收占比和利润占比呈现明显的对称结构，此消彼长的关系明显。2015年我国提高卷烟消费税，当年，一包烟零售价格中税收的比重上升了4个百分点，而一包烟的利润比重则在2015年～年2016年出现明显下降。

专家：到2030年烟草制品应提税至78%

“2022年，中国因吸烟致死的人数已超过100万人。与吸烟密切相关的癌症为中心型小细胞肺癌，关联性高达95%以上。此外，我国的肺癌发病率及死亡率仍位列全球第一，肺癌五年生存率不超过30%。”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支修益10月底在由北大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对第一财经等媒体介绍说，目前，亟需通过更有效的控烟举措来降低肺癌死亡风险。

所谓“有效的控烟举措”，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共有六条，其中“提高烟草税”被业界视为一项有效的举措。

“应该说，我国的烟草制品不仅有进一步提税的空间，也有进一步加强征管，提高‘应收尽收’征管效率的空间。” 郑榕表示，消费税选择性征税意味着该税种以实现调节职能为主，其财政收入职能是次要的。目前，我国消费税收入占比不高，其调节职能却日益凸显。此外，提高烟草税并不必然导致政府收入减少。研究显示，2015年中国卷烟消费税调整，卷烟税负增加了4%，零售价格增长了10% ，当年烟草税税收收入增长了9%。

根据烟草行业数据，郑榕团队测算得出结论：2020年一包烟的税占零售价格的比重(48.4%)不仅远低于世卫组织建议的75%水平，也低于基于我国烟草税制和市场结构计算出来的理论税负水平54%。加之在增值税全面下调的当下，提高烟草业消费税更为关键。

如果再参照“健康中国2030年”的既定目标，75%的税占比仍显不够。《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明确提出，到2030年， 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要低于20%。

郑榕表示，由于无法预测2030年前各项非价格措施的落实和执行水平，团队取上限和下限之间的中间水平，即假定非价格措施在当前水平上有序推进落实，各项措施基本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的中等以上水平的情况下，可以大致推断要达到2030年将人吸烟率降至20%的目标，2030年卷烟平均价格要达到每包59元，比2020年的水平增加43元，其中烟草税为48元，比2020年增加40元，消费税为36元，比2020年增加30元，2030年税占零售价格的比重为78%，比2020年增加24个百分点。

“届时烟草税收入将达到3.3万亿元，其中烟草消费税收入达2.5万亿元，比2020年分别增长273%和236%。”郑榕说。

一名接近国家卫健委的专家认为，单靠健康工具而不采用经济工具，难以实现“到2030年成人吸烟率低于20%”的规划目标。此外，控烟是具有成本效益的健康干预措施。目前，烟草相关疾病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负担占到全国GDP的1.7%左右，治疗费用也达到整个国家卫生部门的7%左右。相关测算显示，如果吸烟率降到20%，可以给国家减少2000亿的医疗费用支出。

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崔小波认为，相较于高收入群体，提高烟草税对于中低收入群体的敏感度更高。换言之，通过提高烟草税，可以减少低收入群体，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购买行为，推动烟民结构的转变，这是起正向作用的干预措施。

也有财税专家提示说，报告中48.4%的税占比是小口径的统计。在我国特殊国情下，除了消费税，烟草业还有一部分利润会上缴国库。对于烟草公司上缴的利税是否都应纳入税占比的计算范畴，是我国与世卫组织一直存在争议的地方，这也关乎提高消费税的可行性以及落地方案。

消费税改革影响几何？

除了直接提高烟草税，当前正在推进中的消费税改革也可能对烟草行业的产销造成直接影响。

2019年年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法(征求意见稿)》。根据近期公开的2023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在税收领域，消费税法草案作为预备审议项目。

消费税改革有两个方向：一是在征管可控的前提下，将部分在生产(进口)环节征收的现行消费税品目逐步后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以拓展地方收入来源，引导地方改善消费环境；二是消费税改革调整的存量部分核定基数，由地方上解中央，增量部分原则上将归属地方，确保中央与地方既有财力格局稳定。

由于烟草制品税收占比大，加之烟草专卖制度保证了在商业环节对烟草制品征收消费税相较于其它商品在税收征管方面更为可控，郑榕认为，在消费税的主要税目中，征收环节后移会率先对烟草制品实施。

北京联合大学法律系教授王平日前曾公开表示，将包括烟产品在内部分应税消费品的征税环节后移至销售环节，具有可行性。一方面，这有利于凸显消费者的“税痛感”，另一方面，在我国烟草专卖制度下，烟草制品的生产、销售实行严格的计划，税源主要集中几个烟草生产企业所在地，而烟草的销售和消费却是分布在全国。征收环节的后移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经济行为地与税收收入地不一致的扭曲背离问题。

如果消费税的征收从生产环节后移到商业环节(批发或零售环节)，且一部分消费税收入归属地方，郑榕对记者提出了一点忧虑：消费税改革的关键因素就是核定基数，这个基数关乎地方税收留存。基于地方税收收入的考虑，地方政府必然会千方百计地采取措施刺激当地的卷烟消费，甚至很有可能在消费税改革尘埃落定之前，阻止地方无烟立法的推出，甚至干扰已出台的地方无烟立法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