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在线据《文汇网》报道　　“我不明白，为什么所谓的烟草科研在我国还能获得有关奖项？为什么‘低焦油等于低危害’之类的说法大行其道，甚至成为烟草公司推销产品安全性的理由？国际上大量研究已经证明这都是伪科学！”

　　3月31日，一场名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策略”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卫生部部长陈竺就中国控烟问题发表演讲。令人意外的是，这位一贯温文尔雅的医学专家对“烟草”二字表现出相当“愤怒”。有人说，兴许他是医生出身，才更深悉“烟草”对百姓健康之殇。

　　今年是我国履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第六个年头，可关于“中国式控烟”的话题却愈发隐晦——控烟进展缓慢，无法回避。“抵制烟草的进程较为迟缓，可能源于对严格控烟措施（特别是烟草价格上涨）所带来的负面反应的担忧。”陈竺直言不讳，如同许多医疗卫生问题一样，控烟也并非卫生部一家所能达成，而是一个需要社会多方面协作才能完成的问题——“控烟”工作在多方利益的交织与博弈中探索前行。　　

　　“为什么要控烟？”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一条新内容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在未来5年，将人均期望寿命提高1岁。这亦成为“十二五”期间的医改目标。与这条目标同时出现在规划中的还有“控烟”——这是国家发展核心计划层面首次将“控烟”纳入议事日程，要求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

　　一个国家把提高人均寿命的使命，寄予“掐灭一根烟头”，而非最新的医疗技术与药品研发，揭开的是一个关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的严峻话题。

　　从医生的角度，陈竺列出一组痛心的数据：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约占我国所有死亡的83%，它们包括肿瘤、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这些疾病还在呈上升趋势。而吸烟已被无数国内外研究证实是导致这些疾病发生率和死亡率提高的最重要的危险因素。目前，我国每年归因于吸烟的死亡人数已达120万人——超过艾滋病、结核病、交通事故和自杀人数的总和。预计到2030年，每年将因此致死200万人。换言之，每天我国有5000人死于吸烟引发的疾病。

　　被一包香烟威胁的，不仅是国人的健康，还有国家日益沉重的医疗经济负担。“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烟草危害负担最重的国家。”作为一个卫生政策的制定者，陈竺简单说明了戒烟与节约医疗资源的逻辑：随着戒烟人数增加，健康状况会改善，卒中、心脏病、肺癌等疾病的住院率也会随之下降。

　　“2011年，我国生产卷烟24245亿支，比2000年增长了45.3%，烟民超过3亿，烟草的生产量和消费量都是世界上最高的，即便按人口比算，也是最高的——有人会说我们国家人多，以此搪塞这个问题！”他分析，吸烟危害的滞后性，是致使烟草的危害被严重低估的原因之一。　　

　　烟包警示标志内外有别

　　全球成人烟草调查的中国数据显示，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仅有1/4的成年人意识到吸烟的健康风险。这种健康意识的缺失存在普遍性，甚至包括那些男性医务工作者（其中的40%为当前吸烟者）。陈竺分析，除了吸烟危害的滞后性导致人们对吸烟危害认识不足外，控烟协调部门政企不分、烟税与烟价偏低、无全国性控烟立法，以及非法烟草广告和公益赞助依然存在等，是更深层次的控烟顽疾。

　　“烟草业的收益催生了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带来的日益增加的疾病负担，但价廉的烟草仍被视为一种正面的社会益处。烟草业是唯一需要向地方政府纳税的农业产品，因此与其他农业活动相比，地方政府更有积极性鼓励烟草的种植。中国烟草业还资助兴建了一些学校，持久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在最新一期的《柳叶刀》中国专刊上，这位卫生部长直言，在中国，抵制烟草进程的迟缓可能源于对严格控烟（特别是烟草价格上涨）的负面反应的担忧。

　　由此，可以理解各地在推进控烟工作时“暧昧不清”的态度，烟草公司宣扬的“低焦油就是低危害”、“中草药烟”、“保健烟”等严重误导老百姓的宣传得以盛行。“尤其是烟包警示标志，要坚决杜绝双重标准。”陈竺直言，国内众多烟草企业在出口的烟草外包装上，印有口腔癌症、心血管病变的明显图片；而供应国内的，仅印有一行“吸烟有害健康”的小字，“我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见！”事实上，根据我国年产卷烟数量，专家预计，改进烟包警示标志，相当于每年发放1100亿份健康宣教材料，“控烟效果将会有显著提高”。

　　就烟草税收与卫生经济投入之间的博弈与争论，陈竺明确指出，“国际经验已经显示，运用价格和税收的杠杆（提高烟税和烟价）并不会减少国家税收；相反，吸烟率会大幅下降，尤其是对价格敏感的青少年吸烟者可明显减少。”　　

　　须提高中低档烟草税价

　　实际上，为履行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3年，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的192个成员国和地区一致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我国是首批缔约国，2008年，我国首次对烟草税“动刀”，提高了烟草税。此前此后，我国还陆续建立了履约机制，完善法律法规，各地的控烟法令法规相继出台。但抵制烟草的进程依然有些缓慢。“考虑到CPI因素，我国21种卷烟的平均价格比5年前实际还有所下降，其中中低档卷烟从平均6.26元降到5.85元。”陈竺说，呼吁提高中低档烟的烟价，是卫生部下一步的控烟工作要点，“因为提高中低档烟价格对减少青少年吸烟率效果明显。”

　　眼下，这位卫生部部长还希望借助医改推进控烟。医改是卫生部近年来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他的设想是：将戒烟咨询服务纳入医保费用、将戒烟药物纳入基本药物目录、将戒烟适宜技术推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三级医院中开设戒烟门诊……将控烟与医改的几大核心内容捆绑在一起。

　　在陈竺看来，中国控烟工作有成绩，但更有挑战，“缺少一部全国性控烟执法法规”可能是所有问题的症结。面对3亿烟民（人数甚至超过美国人口总和），“如何处罚违法吸烟者”遭遇了现实的执行难，尤其在“法不责众”的观念下。这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一如陈竺在《柳叶刀》上撰文的标题：《中国控烟：积跬步至千里》。

　　这次对香烟包装的改变算是中国控烟的一项重要举措。不过从目前网友反馈的消息来看，这一举措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许多人认为像“吸烟有害健康”这样的话只是烟盒包装上的一道不起眼的“装饰”而已。虽然这次取消了英文警示，中文警示语字号变大，但稍有常识的人都了解，图片带来的直观感受比文字所传递出的信息更加直接，表达的意思更加清楚，也更能达到的控烟效果，从这个层面讲，字号的变大对控烟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

　　坦率来讲，烟草行业的错综纠葛的利益链条不断，烟草行业很难放下身段对公众健康负责。事实上，自签订《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来，中国的烟民数量不降反升，烟草行业对经济的贡献连年增加，这无疑是种讽刺。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去年烟草研究者入选院士，烟草研究入选国家科技进步奖名录，这表明一方面国家在控烟之路上步履维艰，另一方面却从政策层面又不断给予烟草行业以支持。

　　无疑，控烟的难度不在于有多少烟民，而是烟草行业本身政企不分的垄断格局为控烟增加了很大难度。我国实行烟草专卖制度，烟草行业既是售卖者又是管理者，这让消费者以及受二手烟危害的人无法与烟草行业形成对等博弈，出了问题只能自己承担。即便已经在包装上做出让步，但习惯了高收益的烟草行业明显不会无端放弃利益。只改变了警示字号的大小，根本无法在控烟上走得更远。一者，警示语警示效果太小；二者，没有惩罚性的控烟措施，让烟草行业从根本上忽视民众健康权利。

　　联系到烟草行业的暴利，可以说烟草行业是真正以牺牲民众健康为代价牟利的行业。调查显示，中国每天有3000人死于与吸烟相关的疾病。与此同时，中国二手烟受害者已高达7.4亿。须知，烟草企业属于国企，有公共属性，应该承担起相应的公共责任。

　　此外，有人发现，我国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卷烟包装上，警示语很明确，还带有警示图片。内外有别的包装，带来的效益是非常明显的。正如有卖烟老板所说，高档香烟一般是用来送礼，如果包装上的图片太恐怖、不吉利，销量肯定下降。为何内地销售的烟草不能够与出口香烟采用相类似的包装？坦白说，控烟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与其说目前控烟难度太大，还不如说制度层面的决心与勇气不够。但无论国家的利益占多大比例，都不应该以牺牲公众健康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