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卫生部部长陈竺接受采访时表示，“提高烟草税以降低烟民数量”，尤其“中低档烟的调税势在必行”。他说，目前对烟草价格最为敏感的是青少年烟民，而吸烟对　青少年健康的影响最大，调高中低档烟草的税费，青少年烟民就会大大减少。

　　中国是全世界烟草价格最低的国家之一，即便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吸烟成本也处于最低水平。与此相对的是，我国烟民数量达3.2亿，占全世界吸烟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有7.4亿人受到二手烟的侵害。

　　“税价联动可以作为控烟的一种手段，提高烟草税最终应该体现在价格上。”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宜群介绍。

　　一位代表算了一笔帐，如果将烟草制品税率提高10%到15%，卷烟的价格提高，可以减少烟草制品的消费，尤其对减少青少年吸烟效果会很明显，根据国外高收入国家的经验，提高10%到15%的烟草税可以降低4%到6%的烟草消费量。同时，国家可以净增300亿税收。

　　不过，对于提高烟草税，真正有话语权的财政部则相对冷漠。一位财政部人士反复强调技术上的难题后，对能否出台新烟草税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

　　这也正是卫生部的尴尬所在。作为负责健康安全的部门，却在控烟问题上不占主导地位。

　　2007年，我国成立以工信部为组长单位的“履约领导小组”。作为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上级部门，5年来，工信部高调控烟，成效却始终不明显。两会期间，工信部部长苗圩表示，工信部正在制定规划，将对香烟警示标识作出明确规定。但烟草价格和所含税费本来就在较高水平，烟草税中除了流转税、所得税还有消费税，是否继续涨价、加税还有待研究。

　　“警示图形上烟包是比增加烟草税更好的方式。但我国这项工作推进缓慢。事实上，在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里明文规定烟包上应有相应警示在我国香港、台湾地区，警示图形上烟包也已经普遍推广，并取得良好成效。”吴宜群表示。

　　据了解，我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6年中，我国烟草产销量每年都处在上升状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