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3年我国签署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来，关于烟草业应政企分离的呼声，就时有耳闻。然而时至今日，一个有利于全面控烟的体制机制都没有建立，一个无烟草利益羁绊、全面履行控烟基本职能的国家控烟部门都没有设立，履行世卫组织“减少烟草供求”的公约精神，就成了空话。于是我们尴尬地看到，在2008年那次国际控烟大会，与会代表给中国评了一个“脏烟灰缸奖”。

　　得什么奖倒在其次，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破除不利于全面控烟的体制机制问题，再也不能久拖不决，它事关人民群众的健康利益，乃至于国家的总体利益。据报道，在中国，烟草带来的健康危害与日俱增，每年因烟草导致的死亡人数就达到120万！在诸多慢性疾病导致的死亡中，烟草使用是首要可预防死因。控制烟草使用是拯救生命的头等大事，就像胡鞍钢曾建议的，我们国家“应当像关注艾滋病问题一样关注控烟”。

　　是我们没认识到控烟的紧迫性吗？不，是我们的政企合一体制，使得控烟举步维艰。近年来，在控烟之剑高悬下，一些烟企何以仍在不断扩大产能、干扰控烟，原因正在于有卖烟的管控烟这个体制“撑腰”。

　　可以说，体制缺陷已成中国控烟履约最主要的瓶颈。去年，有位烟草专卖局官员基于烟草对国家财政税收的贡献，喊出“控烟就是卖国”的“雷语”，此观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事实上，“以人为本”才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最长远的发展战略，而“以人为本”首要的是人的身体健康。不遏制烟草对人的健康危害，何来人民的健康利益、企业的商业利益、国家的总体利益？烟草与健康，不是能够共生的事物，只能选择其一，要么选择烟草，要么选择健康。

　　而要作出明智的选择，作出有利于控烟的选择，让国家烟草专卖局转变为国家控烟局，理顺控烟体制，实行政企分开，才是最关键的。如果目前还做不到，至少可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履约机制，从烟草专卖局移走。否则，某些行政机构的控烟行动，仍会“动机不纯”，被经济利益所捕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