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思在CORESTA2018年大会上作报告。　郑州院供图

　　河南郑州，有一个行业闻名的烟草科研机构——郑州烟草研究院。

　　建立六十多年来，聚集在这里的一代又一代优秀的烟草科技工作者，薪火相传，开拓进取，在烟草农业、烟草工艺、烟草化学、烟用香精香料的开发研究以及工程设计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解决了不同时期中国烟草发展遇到的重大科技问题，有力推动了新中国烟草科技从无到有、由弱变强。

　　袁行思就是这个集体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出生于1935年的袁行思，在烟草科研领域精耕奋斗六十余年，他的个人经历之中同样激荡着行业蓬勃发展的历史脉动。大道行思，取则行远，让我们走近这位先行者与探路人，从他六十多年科研路上的点点滴滴中，共同感受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昂扬风貌与宽广胸怀。

　　“科研就是将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工作，它不会一帆风顺，科研人员必须有直面困难的勇气，有克服困难的锐气。”

　　1958年，风华正茂的袁行思服从组织的安排，从原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院调至轻工业部下属的烟草工业科学研究室工作。

　　当时，我国贫穷落后的局面还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全国如此，烟草工业更是如此，各地烟厂中，最先进的设备也是上世纪40年代的产品，远远落后于同期的国外烟草工业。

　　“改变落后的局面，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气。”到达新工作岗位的袁行思立下宏志。自此，从上海到郑州，从研究室到研究所再到研究院，袁行思秉持这一初心，在烟草科技的道路上六十余载不停歇，勤耕不辍，留下了一连串闪光的足迹。

　　上世纪50年代初，国外已经出现了滤嘴烟，有效降低了吸烟的危害性，但我国在这方面还是一片空白，一无技术，二无设备。为改变这一现状，1958年，我国从国外引进了两台卷烟接装机，分别分配给轻工业部烟草工业科学研究所和上海卷烟厂，由两家单位分头试制滤嘴烟。

　　作为研究所年轻科研人员中的佼佼者，袁行思被委以重任，成为项目组的主要成员。在那个年代搞科研，一切都需从零开始。项目组面临着技术攻关的难题，还要啃下物质匮乏这块“硬骨头”。

　　“别人能做，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袁行思有着那一代科学家特有的韧性。在一没滤棒、二没黏胶剂、三没接装纸的困难条件下，袁行思和项目组的同事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用皱纹纸做滤嘴，用黄糊精做黏胶剂，经过无数次的试验，终于在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制成了中国第一支滤嘴卷烟。

　　为了给国庆献礼，这支烟取名“辉煌”，上海方面也在同期制成，名字叫“中华”。两名合一，就是“中华辉煌”。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袁行思等人在研制滤嘴烟的基础上对接装机进行消化吸收，完成了全套设备图纸测绘工作，并与上海烟机厂合作，在1969年制成了国内第一代夹钳式滤嘴接装机，一举填补了国内接装机生产的空白。

　　“科研就是将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工作，它不会一帆风顺，科研人员必须有直面困难的勇气，有克服困难的锐气。”袁行思说。

　　“袁老等老一辈科学家对待工作的执著和韧性已经融入每名科研人员的心中、行动之中。”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州烟草研究院院长谢剑平说，在袁老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影响和带动下，现在，在郑州院，为了一个实测数据，研究人员会在实验室熬上几个通宵；为了找到合适的化学成分，他们会将相似的实验做上半年。

　　“倾听来自生产一线的声音，解决生产实践中的技术需求，这是科研人员的工作重心。”

　　上世纪70年代初，行业遇到了原料匮乏的难题。而与此同时，工业生产中产生的大量废料却因技术受限，无法充分利用，造成了浪费。

　　“倾听来自生产一线的声音，解决生产实践中的技术需求，这是科研人员的工作重心。”一直坚持将科研方向与行业发展需求相结合的袁行思开始探索“烟草薄片”这一课题。

　　但由于相关研究的资料有限，基础几近为零，很长时间内都找不到突破口。在苦无头绪之际，一次到日本的参观学习，让袁行思的研发思路受到了启发。

　　“他们用辊压法将烟末和废料混合制成烟草薄片，工艺较简单，设备制造也相对容易，能耗较低，更适合我国当时国情。”回国后，袁行思立即开展了“辊压法制造烟草薄片工艺及设备”的课题研究。

　　由于日方技术保密，袁行思当时只知道工艺原理，也没有相关设备，一切只能靠自己。

　　“没有机器，那就自己造！”袁行思和课题组的同事找来一台卷钢板的机械，拆拆卸卸，反复调试，一条完整的实验线硬是靠着研究人员的一双双手创造出来了。此后，经过数月不分昼夜的辛劳，配方、混合、压片等难题一个个得到破解，一套90公斤/小时的辊压法薄片生产线设备顺利应用于工业生产中，实现了卷烟生产碎末废料有效利用。这项技术有效缓解了原料紧张的难题，至上世纪80年代末，全国利用辊压法制造烟草薄片全年生产能力达到了1.65万吨，为行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原料补充。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华夏大地，科技创新也进入了春天，千帆竞渡，秀木成林。

　　“改革开放了，对国外的技术了解更多了，对比之下，我们落后太多了。”一种紧迫感压在已过不惑之年的袁行思心头。这种紧迫感在1981年袁行思到美国学习后愈发强烈，“譬如打叶复烤，我们还在摸索阶段，国外早已是常态”。

　　回国后，内心澎湃的袁行思立即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打叶复烤技术研究与推广工作中。

　　打叶复烤涉及复烤厂和卷烟厂以及中间流通环节中的一系列问题，在打叶复烤技术开始推行阶段，卷烟厂生产时必须同时用两种不同形式的原料，增加了麻烦。种种矛盾使行业中不少人质疑这一技术的推行。

　　“打叶复烤不仅是将烟叶和烟梗进行分离和复烤，而且还对提高制丝、卷烟卷制质量以及卷烟机生产效率起到重要的作用，这是正确的前进方向。”关键时刻，袁行思顶住种种压力，带领课题组在云南楚雄卷烟厂开展了对自主设计打叶机、片烟复烤机、烟梗复烤机、预压机等主机设备和工艺技术的工业性论证。

　　当时，袁行思已担任烟草工业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在做好各项工作的同时，尽可能地把更多的心思和精力放在技术研究上。

　　“在楚雄研发时，为了把有限的资金用在研发中，我们都住在最便宜的招待所里，几个人挤在硬板床上睡，很艰苦。”郑州院后勤管理处副处长郑广鹏说，袁行思始终与大家同吃同住，节假日也不休息。

　　经过不懈努力，1986年，新的打叶复烤生产线研发完成并通过鉴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打叶复烤不仅仅是对复烤厂的改造，更是对烟草加工工厂卷烟制造整体工艺的再造，包括车间、厂房等方面的工程设计，这项技术让国内卷烟厂、复烤厂的技术基础提升到了国际水平。

　　“搞科研的都是团队、集体，离不开时代和行业平台，不是个人的功劳，只是我正好处在这个时间段里。”

　　1999年，袁行思正式退休，不再负责具体的项目，但他并没有彻底闲下来，还一直担任着中国烟草总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烟草学报》主编、“中式卷烟制丝生产线”和“卷烟增香保润”重大专项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超高速卷接包机组研制”重大专项专家委员会委员等一系列职务，为行业科技发展规划、重大科学研究、技术经济政策建言献策。

　　他退休后的生活习惯和退休前一样，每天坚持到办公室工作，或翻阅文献了解最新科技进展，或对评审项目资料仔细审阅，或对年轻科研人员科研项目进行指导……

　　尤其是在2008年，年过古稀的袁行思作为专家，多次参与郑州院提出的行业第一项国际标准项目立项工作。后来，该项目被国际标准化组织批准发布，实现了我国烟草行业制定国际标准“零”的突破。

　　“袁老热爱学习，经常翻阅外文资料，了解的东西深、广。退休之后他继续上班，大家开展科研项目都会找他聊聊，袁老也愿意给予我们指导。”郑州院烟草工艺重点实验室高级工程师邓国栋说。

　　这种退而不休的生活状态一直持续到去年8月，因为家庭等方面的原因，袁行思离开了办公室。离开办公室前，他还特意叫来李善连等弟子，叮嘱他们密切注意烟草制品前沿技术的发展，有什么新情况及时沟通，他会尽力给予帮助。

　　“袁老擅长把科学技术工程化。他在烟草科研和工程领域取得成就对当时行业科技水平提升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谢剑平说，不仅如此，在郑州院学科发展和平台建设方面，袁老也居功至伟。作为郑州院的首任院长，袁行思持续完善郑州院的学科体系和架构，使郑州院具备了现代化研究院的面貌和框架。他主持组建的烟草工程设计部门，在行业企业技改设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建立的烟草香料研究部门，目前已发展成行业重点实验室；郑州院的化学领域也是在他担任院长时期，从检测为主转向研究为主，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袁行思不仅在科研方面成果等身，在为人处世方面，也是人人敬仰的楷模。

　　从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被国家烟草专卖局授予烟草行业突出贡献专家，到2015年年初获得中国烟草总公司授予的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再到去年获得国际烟草科学研究合作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