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在线专稿　　引：“皇上，您当政这些年以来，从不召见大臣探讨重要国事，这是不对的。”“皇上，您处事独断，不听大臣的话，是不对的。”“皇上……”

　　围观明朝官员“骂”皇帝

　　时间倒退到16世纪，明朝的正德皇帝、隆庆皇帝和万历皇帝，对这样自相矛盾的奏折，应该是很熟悉的。这几位皇帝肯定心里默默怨念他们的老祖宗朱元璋，因为他设立了“都察院”和“六科廊”这种监察与谏官机构。

　　这些科道言官们手上，看似没有任何决定权（实际上不然），但他们却有至高无上的骂人权力——他们骂皇帝可不是一道奏折骂完就算了，很多情况下，他们的奏章将会明发在“邸报”这种全天下官员以及稍有身份的人都能看到的原始报纸上面。一篇把皇帝骂出翔来的奏折，足以让他们名垂青史。

　　明朝是汉民族专制王朝文官制度的巅峰，而在这个巅峰上把骂皇帝再发挥到极致的，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海瑞。那道让他名垂千古的《治安疏》确实是酣畅淋漓。但除了正德、隆庆和万历，为何不说夹在中间的这位嘉靖皇帝呢？因为没有人敢那么说他，敢劝谏的，基本上都被打烂了屁股，该发配的发配，该见阎王的见阎王，足见这位君主之凶残。然而物极必反，大明朝公认最犀利的奏章，恰恰也出现在他的头上。

　　想到这，他的祖先与子孙可能会觉得自己运气好，至少自己被骂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还没有不可掩盖的历史污点。按照正常情况，海瑞是必须要被杀掉的。可是嘉靖皇帝当时已经病入膏肓，加上文官集团（记住这个词，它很重要）的袒护，还来不及处置海瑞，他就一命呜呼了。在上书之前已经遣散家人备好棺材的海瑞，就这样捡回了一条命。

　　虽然如此，这件事也折射出嘉靖朝的监察环境，想上书可以，你有这个权利。但是，准备好棺材吧。

　　那些霸气的御史大牛们

　　在中华民族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官职的名称经过了许多次变换。比如说同样表达“丞相”这个意思的，单官职就有“相邦”“相国”、“司徒”、“大丞相”、“宰相”、“中书令”、“同中书门下三品”、“知政事”等等。明清的“内阁大学士”、“军机处大学士”也大致相当。我们熟知的“相公”便是宋朝人对宰相的称谓，后来演变成对丈夫的称呼（此原理跟后世管老婆叫“领导”差不多）。表达“国防部长”的也同样不少：太尉、大将军、大司马、大都督、枢密使、兵部尚书……表达“财政部长”的：大司农、少府卿、治粟内史、三司使、户部尚书……

　　许多名字，流逝在历史的长河里，然而，表达“御史”这个概念的，从头到尾都是这两个字。虽然有过许多的延伸，比如《三国演义》里被张飞痛打的“督邮”，也属于御史的地方派驻官职，但这两个字，在漫长的历史之中经受住了考验。并且从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开始，御史们就站在了规则维护者的地位上。

　　实在由不得他不坚挺。在一没有军权，二没有政权的情况下，御史的地位，是靠真刀真枪拼杀出来的。唐有魏徵，宋有包拯，明有海瑞，毫无疑问，都成了中国文人风骨的象征。

　　那么，御史的真正职权是什么呢？

　　在最早诞生“御史”这个称谓的战国时期，他们作为国君的侍从官，负责君王的言行记录，是史官的一种。从秦朝起，御史被委任以“主管弹劾、纠察官员过失诸事”，进而成为监察系统的代名词。

　　来看看御史大牛们曾经做过的事吧！海瑞我们前文已经说过了，再来看魏徵：

　　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魏徵向太宗面陈谏议有五十次，呈送太宗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难以伦比的。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一定理，由魏徵而载入史册。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说：“何谓为明君暗君？”魏徵率直地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魏徵的上书偏激，大家早有耳闻。然而上书达人魏徵早已超越了这个境界，成为“上书偏激”这种习俗的维护者。有一次有大臣上疏激烈，唐太宗看了大怒，魏徵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

　　包拯，毫无疑问是大家最熟悉的古代官员。然而这里的谏官包拯，他的赫赫声名并不是因为在开封府办案。老包在当时最令百官头疼的，是他的弹劾。

　　据统计，在他弹劾下被降职、罢官、法办的重要大臣不下30人，有时为了一个人、一个案件往往反复上奏，火力之猛，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势，并且被他弹劾的都是当朝权贵。他7次弹劾酷吏王逵，顶住各方面的压力，最终把这个宠臣拉下马；他弹劾仁宗最亲信的太监阎士良“监守自盗”；他4次弹劾皇亲郭承佑，让仁宗几乎下不了台；他弹劾宰相宋庠，其人文采风流道德高尚，实无过错，包拯却弹劾他身为重臣却毫无建树，如同当今提的“庸官”、“不在状态”等概念。

　　包拯越弹越牛，甚至六次弹“国丈”，硬生生把仁宗宠妃的堂伯父张尧佐给弹下马来。仁宗专宠张贵妃，让她平庸的伯父坐“直升飞机”一年之内晋升4次，身兼财政部长、组织部长等4大要职。此举引起群臣争议，包拯首先冒出来弹劾，随后一些谏官也争相抨击。不料张尧佐的职位不降反升，这说明皇帝在力挺他。包拯见形势不对，3天之内又弹劾，甚至大呼“国丈”是“盛世垃圾，白昼魔鬼”，见没动静，包拯再弹，而仁宗也怄气了，一意孤行要把“国丈”提拔为“宣徽使”。激进者要求廷辩，要和皇帝面对面理论。在争执到达最高潮时，包拯一激动，站在仁宗面前义愤填膺滔滔不绝，唾沫星子溅了仁宗一脸，皇帝尴尬至极又窝火，拂袖而去。回宫后张贵妃问消息，仁宗冲她发了一通脾气：“包拯向前说话，直吐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御使乎！”

　　就这样，仁宗总算答应了后妃之家不得任两府的建议，又批评了谏官们在殿上喧哗失礼，生怕再出现过激行为，并规定以后奏对必须先申请。而张尧佐自感犯了众怒，以退为进，主动辞去了一些职务。事实上，皇帝只是缓兵之计，仅过了几个月又把这些要职委给“国丈”了。其实，君臣各退一步也就算了，包拯却非要让皇帝下不了台，继续弹劾，一弹再弹，最终把仁宗给弄烦了，不再动张尧佐的职务。后来张贵妃又香消玉殒，这场由包拯掀起的君臣拉锯战总算平息了。

　　包拯这股子牛劲让权幸大臣，甚至仁宗本人都有点畏惧三分，当时在官场流行一句时髦语“包弹”，为官清廉正派，就叫“没包弹”；贪官污吏就叫“有包弹”。

　　侧看监察制度的作用及分析

　　在正统的史学研究上，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是一种纵向权力监督模式，它有三个特点：

　　第一、对权力的监督是一种单向度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即只能是上位权力对下位权力实行监督，同级别的权力主体之间的监督关系一般不很明显，更不存在普通民众对政府官员的监督。

　　第二、这种监督方式是一种整全的监督，即上位权力对下位权力进行全方位的监督，甚至在特定情况下，完全取代下位权力的运作。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之间不存在明确的职能分工，只有权力行使范围的大小。

　　第三、在这种权力监督机制下，垂直纵向的权力层级呈现不断增多的趋势。因为权力没有分化，不能实现相互制衡的功能，但权力又不能过度集中，因此只有在纵向上设立众多不同级别的权力机构，使每一个级别的权力逐级缩小，达到以上御下的目的。下级权力需要上级权力来监督，后者又需要更高级别的监督，如此上推级别不断增加。中国古代的行政级别繁多复杂，与这种权力监督模式有直接的关联。

　　由于这些特点，在皇权强大，且皇帝开明的日子里，言官可以通过对地方的控制、对大臣的弹劾和对皇帝的直谏，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然而，在秦朝以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这样的“治世”实在是太少了。无论是皇帝昏庸还是权臣当道，都足以让整个监察体系抓瞎。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首先，古代整个监察制度的权力来源都是皇权，而皇权在几千年历史中，都是最不受制约的一种权力，这必然带动监察制度内部缺乏制约。因为缺乏制约，自宋朝以降，言官渐渐沦为了朝廷党政的重要工具之一，与原先的初衷显然背道而驰。

　　其次，监察制度虽然源于皇权，但科道官员本身却属于文官的一部分。与出身贫寒的锦衣卫、出身宦官的东厂、西厂不同，这些科道官员与行政官员一样，都是通过科举考试入仕。文官集团强大的潜规则，导致大多数官员必须“站队”，言官也不例外。因此，监察权，一直处于在皇权与文官权力之间摇摆不定的位置。没有稳定的权力来源，自然也就更加脆弱。

　　第三，从根源上说，监察制度，都是古代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而设立的“内部纠错程序”，它从来就没拥有过独立的执政权，也没有代表过新的阶层和利益群体。千百年来，真正维系“御史”血脉的，是一种道德风骨。虽然时有璀璨的星光闪耀，但放在政权的博弈场上，地位就十分尴尬：作为文官，上不能有效限制皇权；作为皇帝耳目，下无法对各个派别公正处理。

　　综合地说，古代监督制度，享有极其崇高的声望和地位，但从来不具备足够制约各方的独立权力。而且由于和实际政务脱离，且在更多时候，科道言官们处事的标准都是封建道德。可以说，中国古代政治，充满了道德审判和一刀切的情绪并延续至今，就是这种处事方式的遗产之一。

　　它留给后人的启示是，首先从伦理上，监察制度应该有独立的力量，而不是依附于某种权力（特别是被监察对象的权力），这样才能能够对被监察对象进行有效制衡。其次，监察制度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