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夏末初秋时节。

　　云南省宣威市热水镇营沟村烟农付顺昌，将自家所种的烤烟送到了烟叶收购站。“按合同种烟、按约定交烟”成为烟农们的一种共识。

　　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卷烟厂卷包车间挡车工俞优敏，目送一件件卷烟通过“一号工程”完成打码。“严格计划管理、规范‘两打三扫’”是卷烟工商企业的“规定动作”。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零售户王超，领到了到期换发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无证经营风险大、执证卖烟才安心”是零售户们常挂在嘴边的实在话。

　　从烟田到车间再到柜台，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新世纪，从“大盖帽”打假到“大头鞋”缉私直至“大数据”监管……尽管时空有变、方式各异，但有一项工作一直深度参与烟草行业运行，发挥着重要保障作用，这就是烟草专卖管理。

　　自1981年国务院决定对烟草实行国家专营以来，烟草专卖管理工作始终聚焦巩固和完善烟草专卖制度，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着力抓好专卖内管、市场监管、打假打私等工作，有力地维护了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为烟草行业乃至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铸剑，以完备之法度

　　1915年5月，北洋政府颁布《全国烟酒公卖暂行简章》，明确要对烟酒实行“公卖”。这是中国最早的烟草专卖制度，烟草专卖管理也崭露头角。由于当时军阀割据、政令不通，“烟酒公卖”并不成功。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的烟草专卖制度开始酝酿，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财政部发布《专卖暂行事业条例（草案）》，将卷烟用纸纳入专卖范围。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烟草专卖的一整套理论逐渐成形。彼时，学术界普遍认为，国家必须对烟草行业进行宏观调控、总量控制，尤其要把烟草专卖立法摆上重要日程。随后，烟草专卖体制机制建设逐渐加快。

　　1981年5月，国务院决定对烟草实行国家专营，现行烟草专卖制度由此发端。

　　1982年中国烟草总公司成立，1983年国务院发布《烟草专卖条例》，1984年国家烟草专卖局设立，专卖管理工作进入发展快车道。

　　1991年和1997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先后颁布实施，烟草专卖管理正式走上依法管理的道路。

　　2005年和2008年，国务院先后下发文件，进一步明确烟草行业“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管理体制和专卖管理工作的体制、机构、职责等，为后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009年以来，烟草专卖法及其实施条例进行了数次修订，专卖法律法规体系更趋完善。

　　烟草专卖制度是烟草行业的“尚方宝剑”，做好专卖管理工作是烟草行业的根本职责。以“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为核心的烟草专卖制度和管理体制在我国逐步完善，烟草专卖管理的“大专卖”模式逐步建立。

　　“大专卖”着眼于“完全专卖”。在行业层面，实行“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管理体制，对全国烟草行业产供销、人财物、内外贸业务的集中统一管理，通过国家垄断、计划管理、行政许可等手段，履行加强烟草专卖内部管理、烟草专卖生产经营及有关保障、坚持和完善烟草专卖制度的职责。具体到“专卖专营”层面，主要包括三大法定许可制度，即烟草专卖品生产和进出口的法定许可证制度、烟草专卖品销售和经营主体的法定许可证制度、烟草专卖品运输的法定准运证制度。

　　国家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烟草行业专卖专营的体制机制。烟草行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严格按照烟草专卖法律法规要求，坚决做到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组织生产经营，确保各项工作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磨砺，以计划为锋刃

　　《烟草专卖法》开宗明义：“为实行烟草专卖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烟草专卖品的生产和经营。”实行计划管理的关键是总量控制，迈出的关键一步是“清理计划外烟厂”。

　　纵览70年历史，凡是将“计划管理、总量控制”落实较好时期也是烟草行业发展较快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家对烟草行业（主要是卷烟工业）的管理逐步从分散走向集中，计划管理工作开始起步。这期间，全国卷烟工业布局得到了较好调整，卷烟工业企业从1949年的1249家减少到1957年的110家左右，企业效益明显好转。

　　但是，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各地逐渐出现大量未经国家计划部门批准的小型卷烟厂和雪茄烟厂（以下简称计划外烟厂）。计划外烟厂的出现，使得烟草工业出现管理混乱、盲目发展、产销失调、质量下降、效益降低的严重局面，同时造成了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

　　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烟草行业逐步加大管控力度，通过“关、停、并、转”计划外烟厂等一系列措施调控烟草产销量。到2000年左右，烟草行业在全国清理关停了300多家计划外烟厂，小烟厂过多和无序发展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2004年，国家局做出新的战略性转变，提出“深化改革、推动重组、走向联合、共同发展”的战略部署，卷烟工业企业从此走上以“联合、兼并、重组、整合”为方向的“做大做强”之路，计划管理随之得以加强。这一系列改革举措，有效地推动了优势卷烟工业企业发展壮大，也为后来烟草行业持续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关、停、并、转”只是“非常手段”，加强计划管理还需“持久之功”。

　　在烟叶种植上，1997年后，合同收购制开始在烟区推行。签订种植合同成为约束地方政府、烟草企业、烟农严格执行国家烟叶生产计划的重要方法。2000年以来，随着现代烟草农业不断发展，烟叶生产组织形式发生显著变化，各个环节逐渐分离，专业化服务逐步铺开，这为严格落实烟叶种植计划提供了有力抓手。同时，随着烟叶计划管理的加强，“机耕到亩、育苗到户、物资到人、移栽到棵”成为从源头严控烟叶种植规模的有效手段。

　　在卷烟生产上，2006年上马的“一号工程”——“卷烟生产经营决策系统”将“计划管理、总量控制”落到了实处。这一基础性信息化工程，以物流跟踪为手段，通过“两打三扫”，及时准确采集工商企业卷烟产量、价格、库存、成本、销量和流向等卷烟生产经营数据，对提升宏观调控能力、规范经济运行等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宏观调控上，“总量控制、稍紧平衡”是烟草行业始终坚持的一条基本准则，贯穿改革发展始终。近年来，国家局多次明确提出，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总量控制、稍紧平衡，增速合理、贵在持续”方针，以调整供求关系、稳定市场状态，保持行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大专卖”，意味着专卖管理必须涵盖烟草产业链条所有环节。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都会影响专卖管理整体效果。烟叶生产如此，卷烟制造如此，卷烟销售也是如此。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市场活跃度提高，一些地方逐渐出现所谓“卷烟自由批发市场”，被称为“卷烟黑市”，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清理“卷烟黑市”逐渐成为烟草专卖管理部门的工作重点。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地区开始出现“卷烟黑市”并逐渐扩大规模。到上世纪90年代，一些大的“卷烟黑市”甚至在当地“举足轻重”。如1996年被取缔的位于武汉的5个非法卷烟市场，共有烟贩360多户，年非法交易量达到湖北全省当年卷烟销量的五分之一左右，年非法交易额达35亿元，而所交各种税费却不足200万元。

　　重拳打击方显法律权威。对此，各级烟草专卖管理部门与公安、工商等执法部门密切配合，对无证经营、“卷烟黑市”、销售假冒卷烟等进行了严肃查处和重点打击，净化了卷烟市场。数据显示，从1993年到1998年，全国共取缔不规范的卷烟市场126个。到1999年年底，各类“卷烟自由批发市场”基本被取缔。

　　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专卖管理的手段和重心也随着形势不断变化。2010年左右，真烟非法流通逐步成为专卖管理的重点工作之一。

　　2012年，经过在江西省烟草专卖局一年多的试点，国家局决定全面推行专卖内管委派制。专卖内管委派制下，各级烟草专卖局按照“垂直管理、双重领导、相对独立”的原则，调整专卖内管机构设置，建立专卖内管委派体制，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和奖惩机制，构建起“制度完善、职责明确、监管到位、奖惩严明”的监管体系。

　　同时，在改革发展大背景下，专卖管理工作还坚持同其他不规范行为作斗争。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局、总公司一成立就把制止卷烟降价竞销、整顿批发渠道等工作作为重要任务，维护了卷烟市场秩序。

　　上世纪90年代，各级烟草专卖管理部门充分利用法律所赋予的执法权，在烟草专卖许可、准运制度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加大专卖管理力度。

　　从1999年开始，国家局、总公司陆续开展烟叶流通、卷烟体外循环、财经秩序等专项治理整顿工作，着力推进规范管理“两项工作”，确保行业始终沿着规范的道路前行。

　　实践证明，必须严格管理、加强调控，必须着眼全局、顾全大局，把发展建立在可靠市场基础和扎实工作基础之上，推动烟草行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