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有吸烟者超3亿……控烟已成为健康生活的重要内容。近日，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明确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分别低于24.5%和20%。尽管我国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呈下降趋势，但与上述目标仍然有较大差距。

　　7月22日，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健康中国行动”之控烟行动有关情况。国家卫健委规划司司长毛群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多措并举，特别是要强调减少新增烟民与减少接触电子烟。除了电子烟之外，毛群安透露，已经跟国际组织以及专家共同研讨我国目前烟草税的情况以及税价调整的可能性。

　　作为一名普通老烟民，不禁想问，第五次烟草“提税提价”会很快到来吗？

卷烟变得越来越“便宜”？

　　毛群安透露，最近国家卫健委与世界卫生组织举行了降低烟草消费专题研讨会。“目前我们正在和国际组织、专家进行研讨，包括烟草消费情况以及税价调整的可能性。因为这涉及财税政策调整，国家卫健委将积极支持，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他说。

　　从吸烟者对卷烟的购买能力来看，卷烟变得越来越“便宜”。据《2018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报告》数据，50%的吸烟者购买卷烟的花费不超过9.9元，与2015年相比未发生变化。但是使用“吸烟者购买100包卷烟的花费中位数占当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这一指标即可发现，2018年该比例为1.5%，而2015年该比例为2.0%，提示相对经济的发展速度，卷烟变得原来越便宜。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税收调节的确能够获得控烟成效。毛群安表示，2015年我国曾进行一次烟草税价调整，这也是我国第四次烟草税价调整。通过调整，降低了烟草消费量。

　　烟草“提税提价”是世界各国采用最多的一种手段。自2012年以来，全球有超过100个国家都提高了烟草消费税，卷烟绝对价格也相应提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2016年中国的烟草税率为51%，在全部的18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02位。

烟草，一种特种消费行为税

　　行为税是国家为了对某些特定行为进行限制或开辟某些财源而课征的一类税收（如烟草税等）。征收特种消费行为税真的有效吗？有不少专家也对这一措施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国家执着征税，但对公众健康的改善效果却微乎其微。课重税不能代替消费者的主观意愿，如果消费者本身没有下决心要戒烟戒酒，光靠提高税收是很难遏制消费需求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强化公民健康理念。消费者对过量吸烟饮酒的危害的认识越充分，就越有助于健康消费”。

　　这一分析不是没有依据的。事实上，以法国为例，一包香烟的平均价从1990年的2.7欧涨到了2016年的6.6欧，而低收入人群的烟民比例却有增无减。调查显示，2010年至2016年期间，无任何文凭人群的烟民比例从34%增长到了38.9%，相反，拥有高中学历及以上人群的烟民比例则从23%下降到了21.1%。

　　尽管中国没有“特种消费行为税”这样的说法，但是一直有“提税控烟”这样的声音出现，事实上，从2015年5月10日起，中国的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原来的5%提高至11%，并按每支0.005元加征从量税。据媒体披露，烟税提高之后，烟草行业批发价也同步上调，香烟零售价比之前上涨了几毛钱到几元钱不等。

　　但是烟民真的因为价格上涨而选择戒烟吗？显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提税不是控烟的“万灵药”

　　吸烟有害健康，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吸烟的危害性不可否认，吸烟给我国每年带来约1860亿元成本，其中直接医疗成本140亿元，占全国卫生支出3.1%；间接成本为1720亿元。然而存在即合理，吸烟这一行为是人类社会进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传统，是吸烟者选择的一种生活习惯。吸烟是烟民群体的偏好表达，当其行使吸烟权力时如果不对他人的健康造成危害时，它是人们的一种正当权利。现阶段，吸烟作为我国的一种社交文化是被传统的伦理道德所允许的。卷烟已经成为中国人社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吸烟者权力等级及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私人场所的吸烟没有危及公共利益，所以，吸烟者的吸烟自主权是正当的。

　　通过提高烟税加重吸烟成本迫使部分烟民主动放弃吸烟，可能会有一定效果，但不一定就能达到期望中的控烟目标，它有不少局限：比如提税并不能直接起到控烟效果，反而有加重烟民家庭经济负担之虞；另外，这可以说是一种“懒政”，是不是只要靠提税能抑制的行为以后就都直接用提税呢？这样很容易助长滋生控烟认识误区，使人认为唯有提税才是控烟有效之策，抑制其他控烟措施的出台。

　　国外专家就认为公共卫生政策不该限制个人自由，比如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生活方式经济学主管斯诺顿就认为，“有太多政客以为政府应把消费者当小孩管，其实这个想法大错特错”。他还对以严格政策助推公民健康生活方式的做法不以为然，并对烟酒政策宽松的捷克和德国大加赞赏，因为这些国家“没有试图控制民众的饮食习惯，且给予电子烟民和普通烟民足够的尊重”。

　　其实，说到底，控烟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提税只是其中一种手段。要想使控烟取得实质成效，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以税控烟上，更不能形成对提税的“依赖症”。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该兼顾到多方需求，非吸烟者、烟民的权利都应该一并考虑，制定综合平衡的政策。在尽量不影响公众环境和健康的前提下，给吸烟者设置的合理空间。控烟不是禁止吸烟者吸烟，而是逐渐普及健康宣传的过程，只能通过宣传教化而不能通过外力加以强制。

　　除了法律的规范和控制，控烟最终有赖于市民素质和文明程度的提高。烟民作为消费主体，是卷烟消费和控烟最关键最主要的对象。国家和政府应该进行正面广泛宣传，在政策法规的规定下引导广大人民健康合理的抽烟，学会理性控制自己的烟瘾，通过卷烟替代品或者转移注意力等减少每天的抽烟数量。如果每个烟民都能够控制自己的吸烟行为，整个社会形成好的风气，大家都不在公共场合随便抽烟，都不嗜烟成命，理性抽烟，少抽烟，抽好烟，这样控烟举措也能得到有效地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