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在线专稿　　如今，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禁烟的呼声都是一样的强烈，整齐划一。国内从三四年前的上海开始，不同省市也陆续颁布了自己的控烟条例，对个人和商家在公共场所的权利义务做出了比较明确的划分，不论执行效果如何，政府的这种表态很大程度上顺应了民意，得到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而条例的内容也可以说比较理性，算得上政府决策的一项典范。

　　令人意外的是，即便最愿意强调统治力的政府也没有一声令下斩断所有与烟草有关的一切，但是支持禁烟的群体中却不乏这样的声音。多年的教育让他们坚定地持有“烟草百害无一利、烟民们是被蛊惑才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这样的观念，而烟草行业，则理所当然地被塑造为图财害命的角色。禁烟实际上已经发展为一场全民运动。但是我们的教育并未帮助大部分人学会批判，却让他们误把批评当批判。裹挟着狂热的批评最终形成了唯一的政治正确，把烟草控制并消灭便成了唯一的任务，一切试图不带倾向的反思都被看做是烟草恶魔派来蛊惑人心的爪牙。正如我们的孩童时期，天真烂漫，但是缺乏自主。父亲的职责就是控制我们的行为，或者思想，把我们朝着他们期待的方向塑造。

　　几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传承了父辈的这种精神，并将其贯彻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我们总是试图控制一切，与我们有关的，或者无关的。

　　想一想我们的父亲，总是在我们要吃冰淇淋和薯条，要无限制去游乐场时对我们说“不”，因为那样是为我们好。或许真是这样，那时的我们还年幼，以至于不懂得为长远做出考虑。而现在，在各类禁烟宣传中，最常见的说法是吸烟有害健康，所以要禁烟。但是现在的你还是那个哭啼着赖在冰淇淋店门口的孩童吗？当然不是，每一个吸烟的人都深知烟给自己健康带来的潜在风险，而他们的选择是给出手中的钱，换取一包烟，抽来压压惊。以烟害来禁烟的人可能很难理解烟民做出选择的动机，在他们看来，烟民就是那个不顾发胖而执意要吃冰淇淋的小孩，而自己则是一旁威严的父亲，出于“对他们的”关心，必须对他们的选择严厉禁止，而不用管他们个人意愿如何。但是如果有人提出让禁烟的人别吃麦当劳，他们估计要急得跳起来，并且大喊：“麦当劳对健康的威胁只有芝麻那么大啊魂淡！”但是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确实是存在的，这不也是为他们好吗？即便是他们自己，其实也并不愿意接受自己所贯彻的父权主义做法降临到他们身上。

　　浏览微博的时候，在谈论控烟条例的微博评论里，有这样一种评论经常获得大多数人的点赞：真要控烟为什么不直接把烟草企业取缔了，不造烟不就不用控烟了吗？父权主义总是渴望尽快的控制，因为失控的部分是难以忍受的威胁，是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因此他们往往具有直觉思维而非理性的逻辑思维，无论是否可行，看起来能最快达到目的的选项最受青睐。在这种直截了当的思维模式中，诸如社会正义、产权、烟草行业人们的就业问题、烟民需求等这些更加重要的问题统统被忽视。犹如父母给孩子报一堆补习班，最终让孩子失去童年，也为长大以后埋下了隐患。

　　另一个让他们期待取缔烟草企业的原因是，在他们的观念里，与烟草有关的一切，包括从业者都是坏的。坏的人、坏的产业，在他们“正义”的目的里都是不值得怜悯的。回想你受到的教育，看到的童话，你每次做错事情后父母的责骂，所有的价值判断都被分为好的和坏的。所有警察都是好的，公主和王子都是能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的，而晚回家、缺勤、不让坐的行为都是坏的，坏的则是要被矫正的，不能再犯的。非黑即白是父权教育的主旋律，因为比起全面地评价来说，非黑即白是最简单的评判，不用为灰色地带费尽心思地解释一番；也最能让受教者快速地认同，让人忘记每件事情都有讨论的可能性。而一个早已定论，看起来没有争议的观点，有谁会不识时务地挑起事端进行批判呢？为了尽早达到控制烟草的目的，或者让自己尽早站到政治正确的队伍里，只需要把共同的敌人——烟草，及有关的一切——评价为坏的，于是就能最快占领舆论、道德高地，创造充分的条件来实施他们“正义的”裁决。

　　父权主义的核心在于实现控制感。控制一切，以此来增强自我价值。而难以被控制的部分，采取对抗，而不是尝试接纳。对抗与接纳最大的区别在于，对抗，意味着难以兼容，而接纳，则是愿意和与自己不同的其他群体共同分享这个世界。

　　父权主义式的对抗总是倾向于诉诸暴力：政府或条例，亦或是直接的冲突。幸运的是目前为止前两项产生的结果还令人满意，无需开展直接的冲突。当孩子面对父亲的时候，孩子是弱小的，而父亲是强大的和不可反抗的。而当个人面对政府时，政府则扮演了父亲般强大的角色。禁烟支持者已经通过法律成功地几乎禁止了所有烟草广告，尽管广告本身并不对任何人造成直接伤害。更多的禁烟支持者则渴望我们的政府像新加坡一样全面禁烟，禁止一切吸烟的权利。

　　在养育过程中，最让父母头疼的一个问题也许就是青春期孩子的恋爱问题。很多父母不知道如何面对初中甚至小学就谈恋爱的孩子，采取的方式往往是严厉禁止，一旦被发现，孩子不知道面临着什么样的处罚。而造成的结果往往是恋爱转入地下，父母再也不可控；或者收获一个恐惧恋爱，缺乏情商的大学毕业生，毕业直接相亲结婚，毫无相处能力，最终造成一生的家庭生活悲剧，并且将这种悲剧延续到下一代。禁烟的后果会更好一些吗？回想20世纪美国的禁酒令吧，不但将酒价推到天上，更使得地下酒庄泛滥，执法成本飙升。最终政府不得不重新恢复喝酒的合法地位。

　　或许禁烟支持者并不是不知道这些问题，只不过面对一个无法被接纳，又时刻让自己感受到威胁的事物时，他们的父权主义思维直觉式地为他们做出了选择。

　　但是暴力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总会有事与愿违，无法被控制的部分。正如无论怎样努力，烟草行业还在存在一样。这时应该怎么做才最能贯彻父权主义呢？想一想你的父母，你的老师是如何让你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的？他们告诉你，陌生人是不可信赖的，他们对你有着恶劣的企图，会伤害你，甚至把你拐卖，虽然在强奸案的比例中，熟人强奸占了七成甚至更多。妖魔化是最后的武器，打不过你，我就用舆论杀死你。回想这样一句话吧：烟价每上涨一块钱，可以挽救300万人的生命。虽然提高烟价，无论是吸烟的人还是吸烟的量都确实会减少，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没有任何一包烟是烟草行业逼迫消费者购买的。消费者出于自己的考虑，认为购买烟来抽，比拿着一包烟的钱对自己更有价值，因此他们才会做出抽烟的决定，并且甘愿承担健康风险。交易的双方是完全平等而自愿的。但这句禁烟宣传语中，一个“挽救”，立刻将消费者塑造成柔弱的受害者，仿佛烟草企业就是绑架他们的人，一面用刀架在他们脖子上逼迫吸烟，一面从他们兜里掏出钱。这种恐吓式的宣传方式，正像是面对淘气的孩子时无计可施的父母，情急之下，再也不在意对孩子的认知和人格造成何种影响，编造各种理由只为让自己感觉更好一些。

　　是的，父权主义式的禁烟，与其说是为了减少烟草带来的伤害，不如说是为了满足支持者渺小的自尊，让他们对自我感觉好一些。试想，一个成熟的人会如何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首先，ta满足的控制感仅限于自身，也就是说ta会把关于自己的事情做到最好，但是超越自己的事情则并不强求，无法控制的部分并不会让ta觉得无法忍受。其次，ta尊重他人的选择，把他人看做是和自己一样平等，独立的人，因此ta不会去干预他人的行为，只要这个行为不伤害别人。回看控烟呢？如果控烟仅限于防止二手烟带来的伤害，那么这会是一种成熟的对待方式。可惜大部分禁烟支持者认为这并不够。他们所有行为动机源于“控制感”。

　　为什么他们比其他人更强调获得控制感？当一个人的自我缺乏成长时，虽然ta的身体早已经过了青春期，但ta的自我却还处于孩童时期那个弱小的自己，弱小无法为自己带来价值感，无力撑起足够的自尊，他们只能将内部发展的动机转向外部控制，ta认为如果自己能或多或少地控制其他人，越过别人的自主意识为他们做选择，以此获得的能力感就能强化ta的自尊。自由的侵犯——父辈对自己造成的伤害——也在寻找自尊的人过程中伤害了别人。

　　但是控制别人并不真的能提升自己的价值，获得长久而稳定的自尊。很多大男子主义的男性最难以忍受强势或有能力的女性，而一旦本来弱小的妻子觉醒，要求获得同等地位时，这群自卑的人通常暴跳如雷，或是转为弱势一方，寻求怜悯。一切只看对方是否强大到能取代自我中那个一直控制着自己的父亲形象。父权主义使得人一生只能活在对抗当中，压制弱小的，或者屈从强大的。

　　很多禁烟者也一样，一辈子将烟草视为假想敌，随时都有烟草要对自己图财害命的被害妄想。禁烟的势头猛烈，父权主义造成的狂热让他们来不及思考道德的准则，与此同时，付出的代价则是烟草各方的自主选择权以及本可实现的价值。

　　我们总是批判父权主义，尤其在女权和性权的领域。这两个领域中，很多理论十分准确地剖析了父权的表现形式以及父权对弱者造成的伤害。控烟领域，虽然同样贯彻着父权主义的思想，但是由于不同的表现形式以及政治正确的影响，让绝大多数人失去了反思的能力。任何领域中，没有反思，则很难保证行为不越界。控烟领域亟需这样的一场反思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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