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在线据《上海烟业报》编辑整理　　繁华的上海滩曾是民族工业的重要中心,也是中国卷烟工业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上海地区烟草的种植和吸烟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叶梦珠《阅世编》曾这样记载：“明崇祯之季，邑城（上海地区）有彭姓者，不知其从何所得种，种之于本地，采其叶阴干之，遂有工其事者，细切为丝，为远客贩去”。据资料考证，这位彭姓农民从外地引进烟种在上海川沙等地种植的烟叶为上海地区种植烟草之始。

　　1638年，明崇祯皇帝下令，凡私有兜售“淡婆姑”（即烟草）及售予外人者，不论多寡，均斩首示众。为此，上海地区曾一度禁止种植烟叶。以后，蓟辽总督洪承畴以“辽东戍卒，嗜此若命”为由，奏请崇祯皇帝开禁，烟草的禁令才得以解除。清1857年到1867年间，上海王大生旱烟店、聚丰旱烟店先后在南市城隍庙地区开设多家分店，至此，沪地吸烟之风日渐盛行。到1915年9月，江苏省成立烟酒事务局，下设8个分局，其中第二分局驻在上海，管辖上海、宝山、川沙、嘉定、太仓、崇明、启东等地的烟酒事务。

　　1881年，美国人邦萨克（Bonsack）发明了250支/分钟的现代卷烟机。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开始大规模使用机器生产卷烟，现代卷烟工业迅速崛起。也就在1881年，美商老晋隆洋行迁址到上海南京西路9A号（即现在的泰兴大楼）后，在洋行就职的名叫邓宁的中国职员结识了一位美国烟草公司推销卷烟的客人。双方经过交谈和商议,决定将“品海”牌卷烟作为第一个打入中国市场的卷烟品牌。从此，老晋隆洋行便成为“品海”牌卷烟在华的总经销。

　　对于习惯吸旱烟和水烟的中国人来说，一开始对市场上出现的用白纸包卷烟丝的细长棍儿并不感兴趣。所以,老晋隆洋行最初每月仅采购3箱卷烟，这些卷烟只供应在上海租界内生活的外国侨民。对此，邓宁并不气馁，他坚信，卷烟生意在中国一定有发展前景。为打开中国卷烟市场，老晋隆洋行采用了许多推销方式。他们雇了一帮社会闲散人员和小孩，到主要交通要道向路人赠送卷烟，并利用同业会和烟铺烟行，以廉价促销、门店分销、代销、广告促销等多种手段，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了国人的吸食方式。这些手段中，最为有力的一条便是“不要钱奉送”。于是，当年上海热闹的茶楼、戏院等场所，经常有推销卷烟的洋人光临，他们一手拎广告牌，一手放留声机唱片，很快吸引了许多听众。渐渐地，一些胆大好奇的中国青年伸手接过了洋人抛来的烟盒。经过邓宁等人的努力，老晋隆洋行的卷烟生意逐步扩大。

　　卷烟打入中国市场后，从城市到农村，外商的生意越做越大。除老晋隆洋行引入的“品海”牌卷烟外，当时市场上有名的卷烟品牌还有“美女”、“哈德门”、“二炮台”、“老刀牌”等。吸食卷烟，作为一种新的消费方式，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逐渐风行开来。

　　在卷烟销售上尝到甜头并获取第一桶金后，为攫取更大的利润，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进一步控制中国的卷烟市场，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国纷纷在中国设厂制造卷烟。光绪十七年（1891）,美商老晋隆洋行购置萨克卷烟机，在天津设立老晋隆洋行卷烟厂，生产10支装“品海”牌卷烟，这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卷烟厂。1892年，美商茂生洋行在浦东陆家嘴开设茂生烟厂，这是上海第一家外商烟厂。1902年，国际烟草垄断组织——英美烟公司投资21万银元在上海浦东设厂。可以说,当时的卷烟市场完全被外国烟草巨头牢牢把控。英美烟公司来沪伊始，便与永泰栈、福和等6家经销商组成上海烟公司，垄断了上海地区的卷烟市场，并通过各级销售组织深入到边远地区。在初期外资投资建设的卷烟厂中，以英美烟公司取得的成绩最为瞩目，其所获取的利润也最为丰厚。据资料显示，1909年，全国卷烟销量约为50亿支，而英美烟公司在华产销量已达40亿支，占据了中国卷烟市场的大半江山。

　　19世纪末期，随着吸食卷烟风气的渐渐流行，中国民间的许多烟丝作坊、烟铺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变化，开始利用简单工具仿制机制卷烟，于是手工卷烟应运而生。1899年，一位名叫范善庆的中国商人在上海中华路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手工卷烟作坊“范庆记”。随后，上海相继又出现了“朱宽记”、“许昭记”手工卷烟作坊，它们与“范庆记”曾有“三记”之美称。

　　由于手工卷烟设备简单，成本低廉，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手工卷烟和机制卷烟在市场上同时并存。但由于手工卷烟产量有限，难以与机制卷烟抗衡，经营难以兴旺。面对外烟侵吞中国市场这一局面，有识之士奔走呼吁，倡导自行设厂制造卷烟。20世纪初，以轻工业为代表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开始出现在申城，上海民族机制卷烟工业开始崛起，民族资本投入的卷烟业亦于此时此地萌芽生长。

　　1904年，因美国境内发生排斥、虐待华工事件，激起海内外华人的极大愤怒，国人群起抵制美货，这就为上海的民族卷烟工业争得了一个发展良机。三星烟公司、中国纸烟公司以及四民、福寿、大东、大通、大隆、自新、泰东等20多家民族资本烟厂在上海应运而生，上海开始成为中国烟草工业的中心。与此同时，“实业救国”的梦想被广泛传播，更多的有产者选择以此报国，上海民族卷烟工业的发展成了那个时代的剪影。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世界列强后院起火，无暇东顾。国货运动的兴起，也为民族工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五卅运动前，上海先后曾出现过43家民族资本烟厂，但除南洋烟草公司具有一定规模外，其余烟厂产销量都不大，难与英美烟公司匹敌。五卅运动爆发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抵制外货运动。烟民纷纷改吸国产卷烟，英美烟公司业务萎缩，销量锐减。以往上海地区的销量90％是英美烟产品，10％为华商烟产品，而那时英美烟和华商烟的销售比例正巧形成一个鲜明的反比例，即90％为华商烟，10％为英美烟。民族资本烟厂业务兴旺，国产卷烟供不应求。

　　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民族卷烟工业又有新的发展。沙德、瑞伦、华商等二三十家烟厂在沪开设。1924年4月，新成立的华成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的“金鼠”牌卷烟销路大增，月销量近400箱，盈利颇丰。至1927年，上海民族资本烟厂已由五卅运动前的14家猛增到182家，跃增12倍，达到近代上海民族烟厂发展数的最高峰。民族卷烟工业的老大南洋烟草公司除了在上海开设工厂，还把企业中心由香港移至上海，使英美烟公司垄断中国烟草市场的企图受到威胁。为打击南洋烟草公司，英美烟公司曾4次使用削价竞销、刺探情报等手法，企图吞并南洋烟草公司，由于南洋烟草公司的极力抗争，英美烟公司的商业图谋一次次被化解。1919年，南洋烟草公司通过又一次改组，向社会招股，扩大资本1500万元港币，当年便获得盈利在100万元以上。此后，该公司又在上海等地增设烟厂及开展印刷、制罐等业务，并在烟叶产区设烟叶收购厂、复烤厂，从而使南洋烟草公司成为中国民族卷烟工业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企业。

　　然而，世事难料，时代最是无情。1937年，“八·一三”日军侵沪，由于颐中烟公司各厂托庇于租界，又暗地与日伪政权勾结，故供销渠道未受严重影响，产量仍保持较高水平。而上海民族资本烟厂却损失惨重。到1939年，上海民族资本烟厂实际开工20家，仅为战前63％。华商19家烟厂每月产量仅1万余箱，较战前减少2/3。一些代卷烟厂，盈利甚微，一般小厂仅能维持。由于南洋、华成等大型烟厂在淞沪战事中损失惨重，因此战后生产一时难以恢复到战前水平。

　　纵观上海卷烟工业半个多世纪的兴衰沉浮，我们不难发现，繁华的上海滩曾是烟商云集的工业重镇，是中国民族卷烟工业的重要中心。虽然，“实业救国”、“倡导国货”的理想被那个时代的有志者所选择，但满腔中华热血的国货运动并不能真正拯救民族工业，只有自身的产品品质优良才能行之久远。上海烟草早期发展的曲折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记忆，但正因其惨痛而更加催人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