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大传》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这种“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超然、宽广的宇宙观，始终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奠基石，特别是对构造中国人豁达的人生观有着重要的作用。

　　从历史看中国民族的生活条件并不“快乐”，但生活态度却很乐观。这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生采取积极的入世主义态度，不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认为艰难、困顿、挫折等本来都是人生课题中的应有之义，故而有“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豁达论调。

　　作为中国文人的代表，屈原的一生跌宕起伏，却坚持着豁达的人生境界：有不计荣辱祸福，心系天下的豁达；有战胜失败沮丧，百折不挠的豁达；有不畏讥讽中伤，义无反顾的豁达；有看破山穷水尽，守护初心的豁达……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豁达，是志存高远

　　屈原虽出生在贵族之家，却没有富家子弟的骄纵傲慢，还常常帮助贫苦的百姓。

　　有一次，小屈原在路边玩时看到一位老奶奶背着一袋米，走得很吃力，而且米袋子还有个破洞，正在一粒粒漏米。小屈原立即上前用自己的新鞋带子把破洞系上，并背着米把老奶奶送回了家。

　　后来，楚国遭遇大旱，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一天，屈原家门前的石头缝里竟然流出了雪白的大米。路过的百姓们看到，赶紧纷纷拿来碗瓢、布袋装米。

　　百姓们非常激动，然而屈原的父亲发现家中粮仓的米越来越少。原来屈原不忍心看到人们挨饿，便把自家的米偷偷放进了石缝里。

　　父亲没有责备屈原，只是对他说：“咱家的米救不了多少穷人，如果你长大后做官，把楚国管理好，天下的穷人不都有饭吃了吗？”

　　父亲的话让屈原很受触动，更加勤勉治学，长大终于做了楚国的大夫，为国、为民尽心尽力。

　　此后，“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是屈原心中最大的牵挂，而他也将儿时助人的小善转为了济世的大善，将怜悯他人的小爱转为了忧国忧民的大爱。

　　屈原这种目标高远，眼光远大，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豁达观影响了此后众多的文人志士。

　　杜甫的爱国忧民精神，就与屈原有着莫大的继承关系。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即是以屈原为精神榜样。

　　杜甫同屈原一样，“以一己之心为万民之心”，他将自身的命运与国家百姓的忧苦喜乐紧紧绑在一起，无论如何困顿潦倒，他都会哭“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他也会忧“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屈原在为苦难的百姓流泪，杜甫在期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呜呼！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只要人们能安居乐业，自己就是冻死也是心甘情愿。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豁达，是初心永不变

　　屈原有着坚定的理想抱负，他以国家安危为己任，不避死生之祸，小人的诽谤、楚王的昏庸......种种痛苦都没有使屈原退却，执著地坚持理想并为之奋斗不息。

　　他责难楚王不察民心、不辨忠奸；他厌弃贵族阶层污浊风气、邪佞背德；他对于自己理想中的美政始终报以极大的热忱和坚定的信念。

　　他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只要是心中所追求的东西，就算死九次，也不后悔，足见屈原心智之坚定，毅力之强悍。

　　红尘滚滚，到处充塞着各式各样的欲望，只有心中有相当的定力，豁达大观，才能洞悉世事，永怀初衷。

　　屈原不畏强权的铮铮风骨，激励着无数后辈。也正是屈原的独立不迁、矢志不移，使得后世的文人墨客们在面对强权时仍能保持高洁操守。

　　李白有诗：“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而李白蔑视权贵、反抗黑暗的精神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正是屈原人格精神继承与发展。

　　正是屈原“九死尤未悔”的激励，才有了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豁达洒脱。

　　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

　　豁达，是困境亦从容

　　心系百姓的屈原开始效法秦国推行变法改革，虽民心沸腾，但终究是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与贵族的矛盾不断激化。公元前313年，屈原因上官大夫进谗言而被流放至汉北地区。一年之后，楚怀王出于一时权宜之计起用屈原为齐使，但当屈原从齐国回来后又马上疏远了他。公元前296年，屈原被第二次流放，此次他被流放到了南方偏僻地带，流放时间也长达18年之久。

　　但是，屈原并没有被流放的痛苦愤懑所打败，而是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表达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对楚国黑暗腐朽统治的批判。

　　他在《九章•涉江》中写道：“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只要心是端方正直的，即便是在荒僻遥远之地，也没有什么可悲伤的。

　　屈原面对困境的豁达，为苏轼后来应对人生的风雨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苏轼是屈原的铁杆粉丝，少年时就熟读其作品，到了青年时代更为崇拜。他满怀深情创作的名篇《屈原庙赋》，是其三十多篇辞赋作品中最为独树一帜的作品。

　　他的五言古诗《屈原塔》：“……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更是毫不吝啬地表达对屈原的赞美和崇敬。

　　苏轼对屈原的精神膜拜敬仰，对屈原的遭遇也感同身受。因“乌台诗案”遭人陷害，苏轼的生活状态便成了：不是被贬官，就是在正在被贬官的路上，直至贬无可贬。

　　苏轼一生，奔走潦倒，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一生波澜曲折都浸润在诗文中，但我们几乎很难见到苏轼对于命运的抱怨，晚年总结此生的时候，反倒将被贬谪之地称为一生功业所在：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失意也罢，坎坷也罢，苏轼从来都不减豁达豪放的本色。

　　晚年的苏轼对屈原的崇拜如陈年的老酒愈久愈烈，感叹说：“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

　　虽然苏轼自己自愧弗如，但他将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使词具有“旷”的精髓；而且无论境遇如何，都不曾迷失自我。如此，在后人看来，“粉丝”苏轼已与“偶像”屈原达到了同样的境界。

　　屈原说：“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

　　苏轼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豁达，是追求无止境

　　屈原坚持他的追求，但他的执著没有走向妄想偏执，他对自己的追求之路认知清醒而平静：“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而这种平和豁达愈发体现出屈原心志的百折不回。正如司马迁所言：“（屈原）虽放流，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

　　又如《离骚》后期，灵氛劝告屈原远走他国另寻志向，但他宁肯在自己的国家里“屈心而志”，也不肯背离祖国而“自疏”，去求取安乐富贵。

　　尽管前面的道路又远又长，但仍会百折不挠地去追求那理想中的人生之道。

　　这是不死不休的追寻精神，是豁达的另一种极致。

　　司马迁遭冤受刑之后，也正是以屈原为榜样，坚持写完了不朽的巨著《史记》。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