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在线专稿　　2016年10月，著名汉学家朴正民主编的《哈佛中国史》在中国问世，这套丛书从公元前3世纪秦一统天下写到20世纪初清朝终结，从全球史的视野突破了传统中国史学叙事，真正做到了跨学科、跨领域讲述中国的帝制史。这本书一问世便是嘉评如潮，《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美国历史评论》《亚洲研究》等近百家媒体争相报道。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华盛顿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数十所著名学府，更是将这套丛书指定为中国历史课程的教科书或参考书。

　　《哈佛中国史》被引进中国后，同样受到国内的高度重视。朱维铮教授讲：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

　　说白了，就是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历史，总会有一些不同的角度和观点。而中国学者著“中国史”虽颇多，吕思勉《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可中国学者著“中国史”却难免跳不出中国久已习惯的历史观念、叙述方式和评价立场，这就造成我们接受这些历史知识的被动性和狭隘性，不能更全面的了解历史，这对了解历史本源是不公正的。

　　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习惯以“人本”为逻辑作为出发点，以人为尺度与标准去疏解、衡量一切价值。由于在认知方式上把一切“人化”，由人的价值体悟物的价值，以人的规律来取代物的规律，因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带着浓厚的人文色彩。虽然这种思维方式易于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却容易忽视对外界的探索，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对象的客观性，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科技落伍的重要文化原因之一。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人的传统思维方式则是以“物本”作为逻辑出发点，习惯以自然为直接的研究对象，探索自然的内在规律，征服、改造自然，并把一切对象包括人都还原为自然或物来研究，赋予一切对象以物的特性。强调用观察、实验、论证的方法对一切对象进行客观的、理性的研究，反对主体的投入和作用。这种思维方式有利于对社会的变革、创新和对自然界的探索、改造，更易于促进科技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跨越式、质变式发展。

　　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传统思维方式各有各的优势，也各有各的弊端，谈不上谁好谁坏。但若想推动一个事物发展，还需要兼容并蓄、取长补短。我们在强调“以人为本”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客观现实，不能将主观和客观彻底割裂开来，否则我们只能在感情圈中打转转，很难突破人情债的束缚。《哈佛中国史》之所以得到国内的高度关注，与其说是对新视角的好奇和认可，倒不如说是对“人本”和“物本”思维方式的重新思考。因为从不同角度看问题才能让我们看得更全面，更接近事物的客观本质，这样我们才能做出更为正确的判断，以及拿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