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在线专稿

　　引言

　　《伤逝》是鲁迅唯一一篇探讨知识分子婚恋悲剧的短篇小说，写于1925年，鲁迅和许广平这时期正处于恋爱中；而《寒夜》是解放前巴金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创作于40年代后期，当时作家巴金正处于结婚后的蜜月期，比较一下我们会发现两部婚恋悲剧小说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小说开始时主人公为追求自由爱情的勇气和自由爱情的悲凉结果。那么谁是子君与曾树生婚恋爱情的真正杀手？是子君之父、涓生、汪文宣、汪母？都不是，这些充其量也不过是帮凶而已，真正的凶手是她们自身的传统意识以及当时封建的社会环境。

　　一、觉醒的悲剧

　　（一）女性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

　　《伤逝》中的子君为了追求爱情，背离封建传统规范而离家出走与男友同居。《寒夜》中的曾树生为了个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毅然与封建传统的“三纲五常”决裂。虽然两个文本中没有详细叙述两人爱情的艰难历程，但读者可以从两个文本中读出：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世俗社会中，子君和曾树生无疑是大逆不道的。子君为了追求“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而与其父亲和胞叔决裂。在没有任何生活来源和那样的社会中做出这样的选择是需要很大勇气的，顶住的压力是可想而知。同样曾树生大学毕业就与汪文宣同居，她不管世俗的人们用怎样的眼光窥视他们，依然“我行我素”，毫不畏缩的追求自己的精神。子君和曾树生清楚地知道这样做的压力与艰难，但从她们勇敢和果断中，可见子君和曾树生的女性主体自我意识己经觉醒。她们的潜意识中认为男女应是生而平等的，男女都应有追求自由的权利，而封建家庭的所谓伦理道德是虚伪的，没有人性的，男权社会对女人的定位是不公平的。两个女主人公为了追求爱情而抛弃一切，其实质体现了女主人公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女性身份的确认。子君与涓生“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曾树生不依靠男人吃饭，勇敢地出走。可见子君和曾树生都有同男人对话的意识和条件。在这里子君和曾树生的女性主体自我意识已觉醒和女性身份已被确认。

　　（二）以悲剧落幕的爱情

　　《伤逝》中子君的死证明了其爱情生活的悲剧。同居后的生活并没有子君想象的那么幸福，家境的贫寒及涓生的冷漠使子君失去了原有的期望，脆弱的生命本没了寄托，在跟随其父回家之后，生活更是失去了全部意义，在爱情幻想破灭的同时子君也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是子君的悲剧。

　　《寒夜》的结局向我们展示了曾树生爱情生活的悲剧。从兰州归来的曾树生重新回来重庆老房子里，可早已是物是人非，原来的家现在住着的是方先生一家，曾树生坐在里面“却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一个生客”。方太太和婴孩所营造出的家庭氛围令曾树生母性顿生，深深地悔恨自己未尽到责任。她的家庭已然如此：婆婆不正视她，丈夫已入土，儿子不知所踪。她信里口口声声说没经过结婚，也不必要离婚，可这个实实在在的家庭确实破裂了，她的婚姻生活失败了。“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2]短短两句话，透骨地凉，意味深长。没有天伦之乐的女性生活如何不是一大缺憾？曾树生在精神上是胜利者，她以旺盛的生命力追求理想和爱情，却失去了实实在在的婚姻家庭生活。

　　二、悲剧的原因

　　（一）子君爱情悲剧的原因

　　1、不对等的爱

　　同居后，面对涓生的侃侃而谈子君总是“领会的点点头”。显然，在这爱情天平上，子君是处于劣势的。为了爱，子君可以漠视他人的眼光。为了爱，她可以抛却娇气，“倾注着全力”“日夜的操心”本不大会的家务，从知识女性变成终日与柴米油盐打交道过日子的“黄脸婆”。虽有“凄然”的神色，却始终如一地默默操劳，竭力维持这个一贫如洗的小家。而涓生呢，不但自己很少分担家务，反而责怪子君没有以前幽静、顺从与体贴。总之，子君的忙这忙那，并没有得到涓生的好感，相反却只有抱怨和嫌弃——认为她的见识变得浅薄起来。显然，这种基于不对等的爱而建起来的家庭，最终只能走向破碎之路，无论子君如何努力与忍辱负重，都无济于事。

　　2、涓生的自私、虚伪、和残忍

　　当生活和爱情出现危机后，涓生不但没有勇于承担重任，反而怪子君成了他的累赘。对这个曾经是“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避而远之，终日躲在图书馆，久久地徘徊在家门外，把子君孤零零地留在冰冷的家中，直到天色昏暗才没精打采、垂头丧气地回去。他眼前常常晃动的是他以前在会馆的破屋里寂静却安宁的生活影像，虽然当初他是如何仗着子君逃出那寂寞与空虚；他心中常常想的是如果子君离去，他一个人会如何容易地生活，虽然当初他是如何焦躁地盼望子君的赴约。更残忍的是，当初“幸福家庭”的建立，他依仗的是子君的“勇猛的觉悟”，如今，他要亲手破碎这个美好的梦，希望于她的“勇猛的觉悟”——毅然走出这冰冷的家，而且毫无怨色。何其自私的男子？涓生的冷漠使子君感受到了家庭生活的压抑，涓生就是在这种不自知或不愿知的情况下逼死了子君。

　　（二）曾树生爱情悲剧的原因

　　1、封建家长制度　

　　汪文宣和曾树生的感情很好，在自由恋爱基础上的婚姻，原本可以幸福美满。但汪母是一个充满礼教思想的蛮横专制、自私的婆婆。自儿媳过门后，她一心想使儿媳成为自己任意摆布的玩偶。儿媳的一举一动必受家长支配，当她看到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儿子婚后移情于妻子时，心中很不是滋味，产生了一种失落感，同时她把这一切归咎于儿媳对儿子的妖媚吸引，甚至认为是儿媳把儿子从自己身边抢走了，于是自然而然迁恨于儿媳。从一开始她嫉妒儿媳抢走她的儿子到最后想赶走自己的儿媳，反映出一个封建家长的专制蛮横的变态心理。这是汪文宣与曾树生婚姻悲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汪文宣和曾树生本身的性格弱点

　　汪文宣和曾树生他们都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都接受了新思想、新观念，都是善良的人.但是两个人同居之后，性格也随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生活的压力接踵而来，在生计断绝的困境中。汪文宣那潇洒自如的生活状态没有了，随即自私和卑怯的心理便滋长起来。这样，他们的爱情也就在那卑怯的心理中慢慢地变化，慢慢地变淡，最后走向破裂。刚开始时，曾树生也是有理想的。他们夫妇离开学校时，都有为教育事业献身的决心。可是定居重庆后，她却把什么都抛弃了。她靠自己生得漂亮，会打扮，会应酬，得到一个薪水较高的位置，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来培养儿子读书，来补贴家用，她并不愿意做“花瓶”。她口口声声嚷着追求自由，其实她所追求的“自由”也很虚空，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　[2]换句话说，她追求的也只是个人的享乐。其实，她除了那有限度的享乐以外，她又有过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呢？

　　（三）经济生活的困顿是子君与曾树生爱情悲剧的共同原因

　　爱情的“培植”与“保养”是需要一定经济基础的。经济的窘迫，使得涓生在外忙于生计，子君在家打理家务，因此他们没有时间交流彼此的感受、增进彼此的了解，更没有时间“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经济的窘迫，使得他们连一个独立的家也没有，更无力设置一间书斋。因此谈不上拥有自己的私人生活空间，书桌上堆着的是香油瓶子和醋碟，屋子里弥漫着的是煤烟。在这样的生活空间里，还有什么闲情逸致谈爱情的“培植”与“保养”？谈精神的追求与提升？正如亦舒在《我的前半生》中写的“女性如想独立，必须钱包里要有准备”。

　　美满婚姻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抗战胜利之后的重庆经济依旧窘迫，求职依旧艰难，物价依旧增涨，“寒夜”依旧。在经济困顿时，汪文宣和曾树生那骄傲的自尊心放了下来。夫妻两次在“国际”喝咖啡都是妻子付帐；就连树生去了兰州，还要每月给家里寄钱，甚至树生提出分手之后，“仍然按月汇款”。在汪文宣失去工作的同时，曾树生正和他母亲吵架，还说“辞职，就辞职！你不做事我也可以养活你！”一点也没考虑到汪文宣那颗做丈夫脆弱的心。曾树生在经济生活困顿下，也常常这样想“她不能让她的青春最后的时刻这样的白白地耗尽。她不能救别人，至少得救出她自己。不然她会死在这个地方，死在这间屋子里”。[2]他们以前都抱有极高的理想，但是当生活的压力来时，他们再也没时间来谈教育、谈未来了。自然就少了一份理解和交流。也许他们都忘记了经济对他们来说是那么的重要。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道：“梦是好的，否则，钱是重要的。”　[4]所以，汪文宣和曾树生想得到美满婚姻，首先要经济问题是她们首先要解决的。

　　三、深层次原因

　　（一）自我矛盾的冲突

　　1、独立意识的严重缺乏

　　走出家门的子君把涓生当成了她唯一的精神寄托，这无疑注定了她爱情悲剧的结尾。她心中只有“爱”和“家”，一旦这“爱”和“家”化为虚无，便会一无所有、无所依托。然而她对此却毫无知觉，整天只顾着家务的操持，“早已什么书也不看”　[1]。繁琐的家庭生活和狭小的生活圈子不仅磨损了她全部的精力，更磨损了她觉醒的思想，使她完全从知识女性蜕变成为一个与旧式妇女没有什么两样的家庭主妇。这种畸形的爱情观念只能导致她生命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