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透层层迷雾，我们窥见了黔西北地名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有语言文字的，有战争的，有以商贸为特征的。黔西北地区多民族杂居，多元文化交融，地名除了具有一定的功能性和指向性外，其产生及演绎始终与地区的历史文化如影随形，值得深入探究。

　　黔西北地名中若隐若现的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文化轮廓。毕节学院王兆春副教授认为“毕节汉语方言地名与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之间发生了借用和音转现象。虽然以汉语、汉字的形式保存下来，但从其语源和形式结构上看，本质仍反映出彝语地名的显著特征”。笔者十分赞同王教授的这个观点，十多年前我曾经去过新疆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洞窟上的壁画一层又一层，每一层都代表该地区不同时代的征服者，或者说统治者的宗教文化，后来者总是用自己的宗教文化语言以绘画的方式对前者进行覆盖，在敦煌壁画中也有这种现象。说白了，就是强势文化对曾经的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替代或覆盖过程中，就像绘制油画一样，反复涂抹，却无法掩饰原有的、明显的轮廓。翻开黔西北地图，不难发现，众多的历史地名中，古彝文地名比比皆是，还有部分以苗语口头语的形式出现。比较有名的如赫章可乐，毕节市彝文翻译中心的学者们认为它就是古彝文中记录的柯乐禄姆，即大都，大集市的意思，是汉代一个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与近年来的可乐墓群考古发现是可以相互佐证的。又如大方县的百纳，彝文应该是呗拉，即土司居住的地方等。赫章县的“辅处”村，彝文则解释为文史官家的居所。更有趣的是在七星关区的岔河镇，有个叫呆奶沟的地方，彝文的意思就是生殖器，这个与地形十分形似。笔者还注意到，在大方县、七星关区、纳雍县、赫章县等村落的名称中，嘎（ga）字频繁出现，如竹嘎、熊嘎、左鸠（彝文念nie）嘎、磨嘎等，大都地处偏远，草木繁茂，请教精通古彝文的纳雍烟草公司张勇主任，他解释“嘎”乃杂木之意，有的彝文学者则认为应翻译成山谷。可见，竹嘎必然是竹木为主的森林，而熊嘎则可能是熊和虎豹出没的山谷树林，左鸠嘎又可能是斑鸠栖息之树林。奇怪的是，在赫章兴发乡和盘县均有一个磨嘎村，牵强附会也难以解释。以“嘎”这个字为地名，是彝文的专有特征，在汉文化为背景的称谓中是没有的。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以那嘎”这个地名，则同时出现在贵州织金和云南文山砚山县，翻译成彝文一说为黑彝某家支居住的地方，一说为夜郎谐音，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水很深的地方。同样，黔西北地区也是苗族同胞的世居地，由于苗族文字创立时间偏晚，大约是二十世纪早期，所以在部分苗族同胞聚居的地方以苗语口语命名，如织金的“阿弓”乡，应该是以苗语口语命名的。

　　乌蒙山系“乌蛮山”音讹所致。毛泽东在“长征”中写道“乌蒙磅礴走泥丸”，一首诗让乌蒙山名扬天下。很多人并不知悉乌蒙山的由来，认为会不会是这座巨大的山脉终年浓雾弥漫，被云雾所笼罩，从远处眺望，远山如黛，乌蒙一片，为此称其为乌蒙。

　　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惊奇地发现，乌蒙山有可能是乌蛮山的音讹所致，应该还历史以真实面目，历史就是历史，没有必要遮遮掩掩。而且这种假设正逐渐被一系列的史实所证明，据《明一统志》卷72记载，“唐时乌蛮仲牟由之裔与阿统者始迁于窦地甸，至十一世孙乌蒙始强，号乌蒙部。宋时封阿杓为乌蒙王。元初归附，至元间置乌蒙路，隶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本朝改为乌蒙府”。这段史实记载清楚地表明，唐代以前，中原人士统称这片土地上居住的人为乌蛮，其中有一个酋长叫仲牟由之，到了十一世孙时，这个名字演变为乌蒙始强，元明两代均建立了受朝廷节制的宣慰府。事实上，受唐代文化影响颇深的日本，姓氏无一例外都是以居住地为特征的，如“竹下、川崎、山口、桥本、鸠山、渡边、桥下、松下等”。可见，汉史称古彝人为乌蛮，而古彝人分布正好在云南曲靖、宣威、昭通、镇雄、四川古蔺及叙永、贵州毕节及六盘水这一带，这个分布地域正好是与乌蒙山区契合的，《元史.地理志》载：“乌撒者，蛮名也”，一语道破，乌蛮居住的山不是乌蛮山又是什么？后来受汉语雅俗之分的影响，遂演绎为乌蒙。今天国内有的地名叫什么石家庄、大瑶山、李家坳、大苗关、大苗寨、高家岩脚，所以这种推论应该是经得起推敲的。　

　　黔西北地名有很强的功能性和指向性。对一个区域而言，地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及地理信息，地形地貌特征始终是地名的最重要因素。黔西北地区多以“冲、沟、坎、箐、梁子、海子、湾、仓、井、窝”等典型的地形地貌特征，再与其它元素复活，作为某地地名。如威宁境内的“盐仓”，就是官府存放食盐的重要地域，又如黔西“化窝”，彝语中化即松林的意思，也许可以解释为有一大片松林的凹地；黔西“高家井”，可以理解为高姓人聚居的，有井水的地方；七星关的“兰箐”，可理解为兰香沁脾的森林；七星关的“干海子”，是一片干涸的沼泽。

　　再就是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某些村落的名称，也值得探究，如银丰、迎丰、庆丰、新丰等，很明显打上了土改和工农大众翻身做主人，欢天喜地迎丰收的烙印，这类地名文化品位不高，有刻意篡改历史的痕迹，有点像前苏联把圣彼得堡更名为斯大林格勒之类的事件。而同样在该地区的迎丰村，对每一家人及姓氏的称呼则饶有趣味，如青冈林家、祠堂脚家、酒店子家、盐巴客家，姓氏或称呼包含了对该户人家地理位置、职业等信息的注解，产生的历史背景应该是社会分工，这种方法与前面本文述及的日本姓氏称谓十分相似，功能性和指向性明显，且这种风俗沿袭数百年，至今仍在沿用，的确耐人寻味。　

　　黔西北地名中包含了丰富的战争信息。如“七星关”，贵州三大关隘之一，诸葛武侯曾经在此作战，红军长征时期湖南省委书记夏曦在此牺牲，后来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余秋里在此失去一支手臂。地名关联度更多的是封建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的战争，如“大定（今大方）、平远（今织金）、归化、威宁”等。“海马”这个地名在黔西北地名中也多次出现，如海马宫、海马箐、海马冲等，实为彝文“合莫”的谐音，意思是饲养大象的地方，彝族土司主导的乌蒙地区人民与历代封建王朝的战争中，大象都是主要的作战利器，尤其以明清两代为多，从地理环境看，这些地方也非常适宜饲养大象。还有一列以战争中战死的人名为地名的情况，大方县原有一条街，名“三善街”，以清代贵州巡抚王三善命名，王三善镇压著名的奢崇明、安邦彦人民起义，被起义军击毙在大方雨浓山下，清朝封建统治者为震慑人民，遂以“三善”命名，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解放后，该名称被人民政府废止。今七星关区辖区内，毕节就是原来的“毕节卫”，还有“何官屯、张官屯、宋官屯、小哨、大哨、百家哨、宋伍”　等，均系明代统治者在西南屯垦戍边，闲时为农，战时为兵，对付那个时代的所谓边疆叛乱的军事建制。

　　黔西北地名中蕴含着一定的区域商贸特征。尽管历史上黔西北商品经济不发达，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但很多集镇还是以区域主要交易对象命名，当然，也有可能与十二生肖也有较大关联。如大方县有“羊场”、“马场”、“鸡场”、“狗场”、“猫场”，纳雍原来是大定府下辖的大兔场，七星关区、纳雍县还有“龙场”等。近年来，为适应旅游业发展、古文化重构的需要，以彝族叙事诗英雄支嘎阿鲁为原型，命名了支嘎阿鲁湖；重建了宣慰府，即所谓的慕额格古城堡。七星关区的联通大道、开行大道、杜鹃大道等。　

　　推而广之，贵州乃“鬼州”讹称。不仅限于黔西北地区，对贵州这个称谓的由来，史学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有学者称贵州乃为“矩州”音讹，其实不然，贵州旧时原住民为支系众多的少数民族，民风淳朴，《大定府志》中就有记载，污称“罗氏尚鬼”，毋庸讳言，明代以前，贵州各民族人民生活困苦，衣不蔽体，以狩猎和刀耕火种为生，远落后于农耕文明的中原地区，所以被蔑称为“罗氏或裸氏”，而那个时代的贵州，缺医少药，百姓崇尚巫术，利用巫术驱鬼辟邪，所以被骄横自大，自以为文明的中原人蔑称为裸罗，其建立的政权自然就是“罗氏鬼国”、“裸氏鬼国”等。

　　而今天有的贵州人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不愿意承认“鬼州”之称，其实就是旧时所指的贵州。明代杨慎《丹铅总录•鬼方》：“按今“贵州”　有“罗鬼　”，夷俗又呼　“贵州　”为　“鬼州”　。其实历史的演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贵州人大可不必为有崇尚鬼神的祖先而羞羞答答。一叶障目的慈禧太后也蔑称“西方人”为夷狄、洋妖、洋鬼子等，招致各国大使的抗议，明显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在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