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生于1933年，1934年随父母从河北落户沈阳北市场，母亲在老北市启东烟草公司（后为沈阳卷烟厂）工作，陈峰于1951年参加工作，就职于中共北市区委，1967年全家搬离北市场。

　　陈峰现居住在沈北新区一新楼盘里，郊区的静谧中，他正着手写一本回忆录，回想起童年和青年生活，都是在老北市度过，离开那里快半个世纪了，但鸡鸭市的喧嚣仍在他耳边萦绕。

　　北市人救我全家

　　七十多年前，1岁的我随着父母“闯关东”来到沈阳，落户在北市场二十五纬路福绥里胡同1号，父亲租了台黄包车，每天拉脚挣钱养活家人。

　　初来沈阳，我还小，母亲没有工作就在家带我，每天晚上娘俩一起等着晚归的父亲。旧社会最苦最难就是老百姓，挣点钱不容易还要受欺负。一天，一个伪军坐父亲的车去北大营，父亲拉着他从北市场跑了大半天，到了北大营后，伪军却不给钱，“再要？老子毙了你！”憋了一肚子气的父亲在返回的路上又被大雨淋透，到家后一股火倒在了炕上一病不起。在过去，伤寒是要人命的，家穷没有积蓄，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他一倒下家里就揭不开锅了，没钱吃药，父亲只能喝白开水“祛病”。不吃饭大人还能挺两三天，我小受不了天天哭闹，母亲只能抱着我去逛市场分散我的注意力，可到街上看到吃的，我闹得更凶了。

　　几个邻居看这一家子实在太可怜，就一天送来小半碗粥给我吃，我总算不那么闹了，父亲却已奄奄一息了，好心人对母亲说：“准备后事吧”，可家里连买副棺材的钱都没有，有人给母亲出了主意，让她到市场头上插根稻草，卖身葬夫。就在母亲准备把自己卖了的前一天，父亲突然说要吃根冰棍，一个好心的邻居以为父亲是“回光返照”，花一毛钱给买了一根，在当时穷老百姓吃根冰棍是件非常奢侈的事。没想到奇迹发生了，吃完那根冰棍，父亲的病竟然不治而愈了。

　　好心的老北市人啊，他们没因为我们是外来户而排斥我们，还救了我们全家人，那浓浓的感情至今难忘。

　　赵一曼在这工作过

　　父亲病好后，家里生活仍然很艰难，有位姓吴的邻居给母亲介绍了个工作，“去大楼吧！那需要女工”。他说的大楼就是当时的启东烟草公司，因为在北市地区，烟厂的楼最高，大家都管烟厂叫大楼，吴帮办给母亲一个木制的小木牌，相当于介绍信，到了烟厂人家看到小木牌就给分配工作，母亲就去包烟卷。

　　启东烟草公司再往前叫英美烟草公司，是英国人开设的，当时生产的香烟有万代牌和金桂牌，是当时的名牌产品，畅销东三省。母亲去时烟厂已经是日本人在管理，烟厂职工80%都是女工，还有童工，生产劳动繁重，母亲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等在门外，大门一开，大家一拥而上抢烟草，谁抢到的烟草多、包的烟卷多，这一天挣得就多。

　　旧社会工人工资低廉还没有人权，烟厂车间里设监工，监视工人生产，烟厂还设有抽身制度，每天下班，无论是男工、女工，出厂门时站成一列，任凭监工门岗抽身检查。

　　虽然管理严格，但仍有“胆大”的工人敢往外偷烟，因为搜身也只是隔着衣服摸一摸，工人们就把烟藏到内衣裤里往外运，记得有一个姓王的邻居在烟厂做水暖工，以“检查管道”为名在厂里四处弄烟，他还有两个女儿也在烟厂工作，全家一起往外运烟，当时在北市茶楼里卖烟的小贩都上他家收烟，据说一个月偷烟换来的钱能买一个“金溜子”。

　　虽然偷烟挣外快收入不菲，但母亲从来没拿过一包，她凭汗水挣钱，不走歪门邪道。对一些工人偷烟的行为，大家也从来不去举报，受外国资本家压榨，偷烟也算种抵抗行为吧。

　　为增加工资和抗议无礼搜身，工人们举行过罢工，在与资本家的斗争中，烟厂的工人运动慢慢兴起了。我那时还小，就听到母亲回来后小声和父亲说过这次活动是谁谁带的头，这些“谁谁”都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

　　我后来听说，在烟厂工人运动中，最有名的就是著名抗日英雄赵一曼，她曾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派到沈阳领导卷烟厂的工人运动。赵一曼先后来到进步工人、家属中开展工作，向他们披露日本侵略者在奉天的种种暴行。

　　在烟厂，赵一曼还进行过一次漂亮的革命行动。当时，烟厂正在赶制一批高级香烟，赵一曼得到确切情报证实，这批烟要提供给日本关东军一些高级军官使用。于是她就和同志们暗地里往这些香烟上洒水，结果很快就使其发霉了。对这件事，关东军非常气愤，开始密切关注厂内的工人运动情况，并加强了工厂的管理。由于形势紧迫，赵一曼被调离烟厂，但她在卷烟厂撒下了革命火种，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地下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福安里的神秘夫妻

　　共产党来了，不光在烟厂，奉天纺纱厂里也有，北市场里各个地方都有，如星火燎原之势，只是谁也不知道谁是，很多人都是新中国成立一段时间后才公开的身份。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在北市场一个卖猪肉的姓袁，也是地下工作者。

　　据说，在北市场福安里胡同4号住过一对神秘夫妻，男的在烟厂做“帮办”，为烟厂介绍工人。每天早晨，这位神秘的30左右岁的“帮办”，在家里吃过早饭，就夹着皮包“上班”去了。傍晚，“帮办”还常坐着洋车回家。有时候，他还和打扮得花枝招展、穿得挺阔气的太太，一起出去会客、逛街、看戏、买东西。住在这里的人家，都知道这家还雇佣了一个女佣人做饭、看门。据说，这家的男人干的是“洋差事”，是跟官府一个鼻孔出气的。至于这户人家究竟是怎么个情况，左邻右舍谁也摸不透。

　　这对神秘的“帮办”夫妻，就是中共满洲（辽、吉、黑三省）省委第一任书记陈为人和他的妻子省委委员、妇运部部长韩慧英，而他们所住的福安里就是中共满洲省委秘密机关的所在地。为什么要租这块儿的房子作为省委秘密机关的办公地点？这是因为当时的北市场是一处新兴的繁华商业区，这里人烟稠密，市井繁荣，形形色色的人群混杂在一起，比较容易避开敌人的耳目，便于隐藏和掩护。更主要的是对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和革命群众来说，这里联系方便，对秘密接洽组织关系，传递党的文件和情报等都特别有利。

　　共产党来了，工人们的运动不再无组织无纪律，烟厂成为沈阳地区工人运动重要地点。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成为战败国，启东烟草公司归中国经营管理。国民党统治时期，烟厂生产停顿，濒于倒闭，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烟厂，更名为沈阳卷烟厂，才恢复生产。由于十多年地下工作开展得好，烟厂早已在先进的工人阶级掌握中，共产党领导下的烟厂不对工人搜身，而是开展说服教育，定期还给工人发烟做福利，偷烟的事不再发生了。

第一任满洲省委书记陈为人



陈峰近照

青年时代的陈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