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吸烟是一种借口，而不是需要。明白这个道理，已经是抽烟12年后的事了。

　　起初的借口是累。十六七岁插队，做苦工。驶牛、耙田、插秧、割禾，还得开矿、挖土方。农人们歇息时，坐在田头树下，卷“喇叭筒”，便吞云吐雾，陶醉其间，似乎一天的累乏都随着袅袅青烟而消散殆尽。我也学着他们卷，吸着，呛了几下，便有一种眩晕的感觉，然而，也带来一丝快感，精神也清爽些许——在10亿人民都疯狂的年代，这大概是一种寄托，一种解脱？不管怎么样，从此以后我就加入了“烟民”的行列。

　　插队的小山村离圩镇远，逢圩日才上街去，买些油盐酱醋，当然还有烟丝，就是两三角钱一包、用草纸包得方方正正的、黑不溜秋的那种。卷烟纸也舍不得买，就用旧报纸代替，一支支“喇叭筒”叼在嘴唇，就着油墨吸进那功能强大的肺里。还未到圩日，烟丝卷完了，又不能上街买，烟瘾直蹿脑门，那个时候真个惶惶不可终日，丢了魂似的。于是，便在屋子四角，床底，门后，找以前丢下的烟屁股，小心翼翼一只只拆开，一根一根烟丝攒起来，旧报纸一卷，又成一支“喇叭筒”，抵挡住半天的心慌。这就是一个小知青一天的娱乐与享受。

　　那个年代，不懂也不可能有什么道德规范、绿色生活、环境保护，人人都以叼着一根烟、吐着烟圈为时尚。于是，中国烟民的数量与时俱增，迅速走在世界前列。

　　及至终于跳出“农门”，参加工作，领了一份工资，似乎阔了，生活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不再卷“喇叭筒”了，抽起了香烟。“柳江桥”、“金猴”、“许昌”、“黄金叶”，甚至“上海”、“牡丹”、“大前门”，区内外的名牌，都抽得起。虽然一包香烟的钱可以吃一天到两天的伙食，可是宁可无粮也不缺烟。因为“烟瘾”已深深植入自己的起居与呼吸之中，整个世界仿佛就是一团混沌的烟雾。尤其是在写作当中，右手爬格子，左手夹着烟，一支接着一支不停地往嘴里送，也不知道抽了多少包，到停下笔来时，才发觉满地烟头，屋子里缭绕着剌鼻的丝丝缕缕，夹烟的两只手指被熏得焦黄焦黄。

　　然而，在这自己营造的烟雾的世界里，也有烦恼的时候。冬天还好办一些，到了夏天，衬衫前兜一包烟，裤袋里装一盒火柴——因为那时打火机还是奢侈品，烟民大多用火柴—— 一出汗，往往就洇湿了火柴，怎么划也划不出火来，烟又上瘾，便四处借火，如同消防队去救火一样急迫。而让自己感到“不雅”的是，有些不吸烟的人一靠近你，就在你身上闻到一股浓浓的烟臭味，人家往往就皱起眉头，离你远远地站着。自己立即像传染病菌携带者一样尴尬，羞愧难当。

　　思前想后，那么麻烦的事还干它什么呢，还是把烟戒了吧。听说吃糖果可以戒烟，于是，买回几斤大白兔奶糖，一犯烟瘾，就抛一颗进嘴里，狠狠咀嚼。可是，几斤糖果嚼完了，还是压不住猛蹦上来的烟瘾，又悄悄到烟摊掏钱。吸了一段时间，一转念，自问道：是不是自己意志薄弱的缘故？这点事怎么会做不成呢？便将未吸完的卷烟统统扔进垃圾箱，又去买回几斤大白兔嚼起来。一个礼拜过去了，大白兔在嘴里渐渐淡而无味，终于也抵挡不住辛辣的诱惑，又跑到烟摊去。

　　烟友知道这事，笑说：你买大白兔的钱比买烟的还多，何必呢！别戒了，戒烟倒不如“戒米”了？没有了烟，活在这世界还有什么乐趣！再说，你戒了烟，还能写作吗？想想，这也不无道理，没有烟，以后怎么写作啊？我又找到了借口。罢，罢，罢，不戒了。

　　然而，世上没有逼迫与压力总成不了事，戒烟也一样。

　　当恢复高考后，我考上大学。这当然是好事，可是脱产读书工资没有了，要靠父母亲供给。那时，家里每个月给十元零花，当时工资低，物价也低，这点点钱也差不多够了。可是，工作了几年，都是抽好烟，享受惯了，几角钱一包的烟丝就很难进嘴，那么，这十元钱除了抽烟外，就不指望能干点什么了。唉，你总不能叫父母亲供你吃穿，读书，还要供你吸好烟吧？两个站柜台的职工，一个月六七十元工资，要养活一家七口人，你好意思再伸手要钱啊？看来，吸烟这事，纵有一千个理由，也不能不戒了——虽然心有不甘，可是由不得自己。

　　1981年春节过后，回校上课。我咬咬牙买了一包当时属于顶级的、5角钱的“牡丹”牌香烟，将六七个平日关系很好的同班烟友叫过来，拆开烟盒，一人发了一根。他们看见盒子上红红的牡丹，眼睛即时亮起来：“哇！你发了财？舍得买啊！”我对他们说：“我郑重宣布，这是最后一次给你们发烟，从此以后就别想在我这里掏烟了，彻底戒了！”烟友们说，说话当真？我说，那你们走着瞧吧！

　　就这样，我彻底跟香烟告别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无需再找借口，更无需自己欺骗自己，无论是熬夜、写作、读书，都看不见那伴随着我十几年的缕缕剌鼻的青烟。而我写了一篇又一篇文章，出版了一本又一本著作，我的灵感并没有跑到爪哇国，而是清醒地在我脑子里跃动。

　　抽烟不是需要，是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