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国内烟草还是国外烟草，似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公众讨论甚至直接要求提高烟草税。

这也难怪，因为提高烟草税是全球广泛认可的控烟手段之一，其基本原理是通过增加烟草制品的成本来减少消费需求，从而达到控制烟草销售和降低吸烟率的目的。

中国在1994年确定征收烟草消费税，1998年、2001年、2009、2015年分别进行过上调整，烟草消费税政策不断被完善。2015年5月10日起，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提高至11%，并按0.005元/支加征从量税。但即便如此，在距离上一次调整烟草税8年后的今天，一部分人认为此次提税的效果正逐渐被“稀释”。

因此，围绕烟草税的研究和讨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学界一直在倡导包括提高烟草税在内的一系列政策建议。

2023年10月30日，对外经贸大学郑榕教授团队发布《烟草消费税改革暨烟草行业全产业链研究报告》。

该报告指出，提高烟草税可以直接提高卷烟的售价，从而提高政府控烟的积极性，并最终降低吸烟率。中国的烟草税占零售价格的比重在2020年为48.4%，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WHO)建议的75%水平，说明有进一步提税的空间。

此外，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卫生经济学荣休教授，美籍华人，原卫生部特聘外籍卫生经济学家胡德伟也曾为中国的烟税改革建言献策。

他说，全球的经验已证明，提高卷烟的税赋能够非常有效降低消费，“对中国而言，提高烟税是减少吸烟率，增加政府收入，减少未来医疗费用的‘三赢’手段。”

他提到，美国加州通过提高烟草税，吸烟率从22%降到现在的不足11%，成为全美国吸烟率倒数第二低的州。此外，墨西哥、菲律宾、俄罗斯等国家也都通过显著增加烟草税来有效降低吸烟率。

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也表明，提高烟草税是减少烟草消费的有效措施，且具有很高的成本效益。如果全球提高烟草税使得价格提高50%，可能在未来50年内避免2720万过早死亡的发生。

世卫组织也在其多份报告中强调了提高烟草税作为控烟策略的重要性。例如，MPOWER策略中的“R(Raise)：提高烟草税”是世卫组织推荐的关键措施之一。此外，对于电子烟和其他新型尼古丁传送系统的监管，也建议采用类似于烟草税的措施来控制其使用和销售。

然而，并非所有情况下提高烟草税都能达到预期的禁烟效果。

英国作为全球烟草税较高的国家之一，其烟草税高达82%，尽管这为政府带来了大量财政收入，但并不意味着完全“戒烟”成功。烟草商有时会反对提高烟草税，认为过高的税率可能增加非法烟草贸易，这会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构成挑战。此外，非法烟草贸易的增加可能会削弱提高烟草税的禁烟效果。

在希腊，尽管烟草税同样超过80%，但由于政府在打击非法烟草方面力度不足，国民吸烟率仍然很高，达到37%。这说明除了提高烟草税外，还需要政府在执法和监管上的配合，否则难以实现预期的控烟效果。

有观点认为，即使大幅度提高烟草税，对于已经吸烟成瘾的人群来说，可能会选择减少吸烟量而非戒烟；对于青少年而言，价格的提高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但也可能存在对价格不敏感的青少年群体，因此，提高烟草税的效果可能受限于不同人群的消费行为和支付能力。

那么，提高烟草税究竟能否达到既控制烟草消费、又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吗？

有专家表示，由于烟草能使消费者产生一定程度的依赖，需求价格弹性较低，提高税收对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效应通常大于控制烟草消费的效应。这也是许多国家偏好实行“烟草重税”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些国家的实践，体现了提高烟草税对控制烟草消费和增加财政收入的成效；但也有一些国家提高烟草税后，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还诱发了严重的烟草走私、加重了低收入群体的经济负担，促使消费者更多地选择档次更低的烟草产品，甚至质量更差、危害更高的假冒伪劣烟草产品。因此，要辩证地看待提高烟草税的作用，科学制定烟草税收政策，把握好烟草税收的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