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大利亚，你基本上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表现得像个好公民，去看医生，拿到处方，然后说服药剂师把药卖给你。另一种选择是不那么好，像92%的澳大利亚电子烟用户那样——在黑市上采购电子烟。自2021年10月以来，澳大利亚对电子烟进行了监管，但监管不力，以至于澳大利亚卫生专业人士在6月的华沙尼古丁全球论坛上为这项立法道歉。

澳大利亚全科医生卡罗琳·博蒙特(Carolyn Beaumont)主张成年吸烟者有权使用电子烟产品，她表示，获得处方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正如博蒙特在演讲中解释的那样，在众多障碍中，找到一位不仅熟悉电子烟产品，而且相信电子烟作为戒烟工具潜力的医生是一项挑战。但澳大利亚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大部分人口和医生都居住在东海岸。在其他地区，医生更少。此外，诊所可能不会每天开放，等待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多的全科医生私下收费。据估计，20%的澳大利亚人没有定期看全科医生;博蒙特说，这个数字甚至可能达到35%。

医生往往缺乏产品知识，对吸烟、吸电子烟和尼古丁依赖的认识不足。博蒙特说，澳大利亚没有教授减少烟草危害的课程，医疗指南也不支持电子烟。医生还面临着一个行政障碍:他们需要注册为授权的尼古丁处方者。然而，澳大利亚盛行的负面媒体叙事使许多全科医生不愿注册。2023年4月，澳大利亚卫生和老年护理部在全国范围内列出了1963名授权处方者，相当于20名从业人员中的1名。

一旦电子烟使用者拿到处方，他们就需要找到一家出售电子烟的药店。但很少有餐馆这样做，而且往往只有有限的库存。电子烟也可以在网上订购，并根据治疗用品管理局(TGA)的个人进口计划进口供个人使用。有了有效的处方，澳大利亚人可以合法进口每单三个月的供应量。TGA在其网站上强调:“即使你有处方，烟草公司、电子烟商店和便利店等其他澳大利亚零售商向你出售尼古丁电子烟产品仍然是非法的。”

根据罗伊摩根(Roy morgan)在2023年2月进行的一项调查，目前只有8%的电子烟使用者有处方，只有2%的人从药店购买。

对于吸烟者来说，寻找危害更小的可燃香烟替代品不太可能变得容易。2023年5月，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宣布进一步打击娱乐性电子烟。他声称，电子烟作为一种治疗产品向公众宣传，旨在帮助吸烟者戒烟，但却催生了新一代尼古丁使用者，尤其是年轻人。截至发稿时，新规定的细节尚不清楚，但减少烟草危害的倡导者正准备对一次性电子烟、口味选择和尼古丁浓度进行限制，同时要求用药品包装包装电子烟产品，并终止个人进口计划，只允许通过授权药店销售。

西蒙·查普曼(Simon Chapman)教授坚决反对电子烟，他在博客中建议巴特勒也应该禁止可再填充的电子烟。拟议中的立法将要求联邦当局在边境没收产品，并要求各州监管零售销售，但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拨出任何资金用于执法。

30多年来一直帮助吸烟者戒烟的前全科医生科林·门德尔松(Colin Mendelsohn)表示，拟议中的计划实际上是禁止吸烟。他说:“这是对一种失败的高度限制模式的加倍努力，这种模式已经被电子烟使用者和开处方的医生所拒绝，并创造了一个繁荣的黑市，免费向未成年用户出售电子烟。”“禁毒令和禁毒战争的历史始终表明，禁毒令并没有减少长期的非法毒品供应，没有理由相信这会有所不同。禁令是有效的短期政治策略，但却是糟糕的公共卫生政策。澳大利亚边境部队(ABF)没有资源或兴趣拦截电子烟，而是更关注危险的非法药物，如海洛因、可卡因、冰等，或武器。”

在今年5月的一次采访中，澳大利亚边防局局长迈克尔·奥特拉姆(Michael Outram)警告说，在边境禁止电子烟不足以消灭猖獗的黑市，因为他的组织在“顺利的一天”截获了进入澳大利亚的75%到80%的非法毒品。在每年进入该国的800万个集装箱中，只有1%到1.5%被扫描。

门德尔松警告说，拟议中的打击可能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他说:“犯罪网络将继续想方设法进口电子烟。”“这是一种高利润、低风险的犯罪行为，而且还伴随着一些备用策略，比如对零售商店投燃烧弹、帮派战争和暴力，以及官员腐败。所得款项用于资助其他更严重的犯罪活动。烟草将继续向青少年销售，成年吸烟者将更难获得合法途径。有些吸烟者会复吸。现在的吸烟者将更难转向电子烟。”

根据门德尔松的说法，计划中的法律将把那些只是想改善健康状况的守法公民视为犯罪，并导致政府失去税收，许可证和电子烟商店的收入，同时承担增加的警务，执法，司法系统和监狱成本。他说:“我们将继续看到那些不可靠的、贴错标签的、不受监管的高尼古丁含量产品。”“不受监管的黑市产品的危害在EVALI(电子烟或电子烟产品使用相关的肺损伤)爆发期间得到了证明。在改变之前，还会有更高的价格，更高的药物效力和尼古丁电子液体的储存。所有合法的电子烟企业都将被关闭。获得比吸烟更安全的替代品是对人权的侵犯。”

不成功的措施

门德尔松说，低收入和其他弱势群体将受到不成比例的影响，他们的吸烟率以及与吸烟有关的死亡率和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人群。他说:“澳大利亚的研究表明，电子烟可能有助于减少健康不平等。”“吸烟是弱势群体经济压力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在工资增长缓慢、利率高、生活成本高的情况下。消费从食品、服装等转移到吸烟上。”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香烟价格最高的国家，一包20支的零售价为40澳元(25.60美元)。以每天消费13支香烟为基础，吸烟的平均成本为每年11,850澳元。相比之下，电子烟每年的费用为500至1500澳元，具体取决于使用的设备。

门德尔松表示:“在目前的高水平下，由于收益递减规律，进一步增税不再有效。”“无论价格多高，许多上瘾的吸烟者就是戒不掉。尽管采取了高价格、普通包装和其他烟草控制策略，澳大利亚的吸烟率在过去四年中并没有下降。”

那么消费者在这一切中处于什么位置呢?门德尔松说，缺乏消费者的声音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有一个新尼古丁联盟，大约五年前解散了。最近，澳大利亚无烟替代品消费者协会成立了，但仍然很安静。“电子烟合法化”是澳大利亚纳税人协会的一部分，也是最积极的倡导组织。我相信他们过去有一些间接的烟草公司资助，但他们专注于使电子烟合法化和监管，以及成年人做出自己选择的权利。总的来说，他们在有限的资源下做得很好。所有反电子烟组织都受到严格审查，如果有任何潜在的机会，就会被反电子烟倡导者抹黑和破坏。”

意识形态代替科学

巴特勒的计划招致了几家机构的批评。7月8日，澳大利亚国家酒精和其他药物咨询委员会(ANACAD)成员发送的内部机密电子邮件表达了对进一步限制的担忧，称这将加剧黑市问题，将更多人定为犯罪，并使吸烟更具吸引力。7月18日，门德尔松和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40多名专家敦促立法者在巴特勒提议的打击电子烟之前听取ANACAD的意见。在这次采访时，他们还没有收到对他们的信的答复。

门德尔松对巴特勒会改变路线并不乐观。他说:“巴特勒已经承诺要打击，没有迹象表明他会软化自己的态度。”“他正在听取一小群受意识形态驱使的控烟学者和持极端反电子烟观点的卫生官员的建议。”根据门德尔松的说法，巴特勒在一个泡沫中运作，并忽视了支持电子烟的论点。门德尔松说:“他拒绝与Wodak博士(同为减少烟草危害的倡导者)和我会面，尽管我们与他的顾问见过面，而后者显然坚持既定立场。”他承受着来自澳大利亚健康慈善机构、医学协会、公共卫生组织和州政府的巨大压力，这些机构几乎普遍反对电子烟。媒体也对电子烟充满敌意。任何转变在政治上都将非常困难。”

门德尔松说，澳大利亚的电子烟政策是由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驱动的。澳大利亚最高健康和医学研究组织——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委员会(NHMRC)准备了一份关于电子烟的反电子烟立场文件。NHMRC在指导国家卫生政策方面非常有影响力。澳大利亚和国际知名专家在《成瘾》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同行评议的文章，批评了NHMRC的文件，发现其中充斥着严重的科学缺陷和错误信息。然而，它仍然没有改变。”

门德尔松说，要对电子烟进行合理的监管，澳大利亚应该向邻国新西兰学习，新西兰在2020年8月将电子烟合法化并对其进行监管。“在接下来的两年里，15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吸烟率史无前例地下降了33%，从13.7%降至9.2%。在同一时期，澳大利亚的吸烟率上升了4.5%。在那段时间里，新西兰没有重大的无烟政策干预，几乎没有大众媒体在戒烟运动上投入资金，也没有增加烟草税。”

毒品政策的教训

门德尔松争取以减少危害为基础的立法的盟友亚历克斯·沃达克(Alex Wodak)更有信心，澳大利亚最终会改变对电子烟的立场。Wodak致力于减少毒品危害，并在改革澳大利亚毒品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86年，他与同事一起创建了该国第一个针头交换项目，并于1999年创建了第一个医疗监督注射中心。在这个时候，两者都是未合法化的。

他注意到他的国家目前对电子烟的打击有相似之处。Wodak说:“世界卫生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的几年里反对减少毒品危害，包括针头和注射器项目，显然是屈服于美国的巨大压力。”“社区、政府和世卫组织对新药、新形式的药物管理和新形式的药物危害减少的默认政策通常是消极的。一开始对毒品形势的变化持谨慎态度似乎是明智的，但当一种新的减少毒品危害形式的反对意见在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证据变得令人信服很久之后仍然存在时，我们就遇到了一个问题，特别是当拖延的代价如此之大时，就像针头和注射器项目和减少烟草危害一样。

“现在，支持电子烟和其他形式的烟草危害减少的理由是压倒性的。吸烟者越来越倾向于继续使用尼古丁，但更倾向于以更安全的方式使用它。许多烟草贸易公司正在从可燃香烟转向更安全的产品，有些公司的速度比其他公司快，但它们正在发生变化。投资者为更快转型的烟草公司支付更高的价格。不幸的是，烟草控制、各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仍在抵制改变，而现在看来这种改变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变化对公共卫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与疫苗接种的好处规模相似。”

Wodak还记得，在毒品政策圈子里，减少伤害被拒绝，只支持禁欲的做法。“政治辩论落后于科学辩论，”他说。“这次经历给了我们很多教训。重要的是继续提高证据的数量和质量。它最终会产生影响。礼貌和尊重减少伤害的反对者很重要。坚持也是如此。没有捷径可走。减少伤害涉及到结果主义，也就是说，对一项政策或干预的收益和成本进行评估。反对减少危害通常涉及义务论——也就是说，遵循一套原则，比如以无烟草或无尼古丁的结果为目标，而不是无烟的结果。政策或干预的净效果并不令人担忧。”

需要持久力

他说:“它注定迟早会崩溃。”“反对减少伤害的人无法证明，为什么一个安全得多的选择受到严格限制，而一个致命的选择却随时可用。尽管在政治、主流媒体以及医疗和健康出版物中占据主导地位，但73%的澳大利亚人支持像香烟和酒精一样监管电子烟，而只有20%的人支持只对电子烟进行处方监管。”

巴特勒在5月1日宣布的新办法要求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立法。“这项立法极有可能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不太可能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沃达克说。“黑市目前满足了快速增长的澳大利亚成年电子烟用户92%的需求，目前估计有130万。尽管政府声称将加强边境执法工作，以减少进入澳大利亚的非法电子烟数量，目前估计每月约有1000万，但没有为此提供额外资金。70年前，海洛因在澳大利亚被禁止使用。然而，在2022年，一项针对吸毒者的调查发现，87%的人表示获得海洛因“容易”或“非常容易”。“当一种商品或服务的需求强劲，控制很容易被颠覆时，就像电子烟一样，其他供应来源几乎总是会出现。”

Wodak从减少毒品危害的角度看待澳大利亚电子烟改革的斗争，而不是从烟草控制的角度。“40多年来，我一直参与澳大利亚禁毒法改革的斗争。我们几乎赢得了所有这些战斗，尽管它往往比我们所希望的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我非常有信心，减少烟草危害将在澳大利亚取得成功。与减少毒品危害打赌是非常勇敢的，因为减少危害几乎总是会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