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来重视控烟工作。2019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将“控烟行动”纳入15项健康中国专项行动。

在5月31日、第36个世界无烟日即将到来之际，本报记者专访了烟草病学专家、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主任肖丹。

健康报：众所周知，吸烟有害健康。但相关调查显示，在烟草高流行国中，我国吸烟者想戒烟的比例却很低。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肖丹：我国吸烟人数逾3亿，虽然很多吸烟者明知吸烟有害健康，但戒烟意愿低。《2018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报告》显示，仅5.6%的吸烟者计划在1个月内戒烟。这种“知行不一”，即“明知吸烟有害却不想戒烟”，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公众对于吸烟危害缺乏足够认知。一些人可能仅仅知道吸烟会导致肺癌，而忽视了吸烟与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口腔疾病等其他健康问题之间的紧密关联；也有一些人可能存在错误的观念，认为吸烟可以缓解压力或帮助他们放松，而实际上吸烟并不能缓解心理压力，反而会带来健康风险。此外，还有一些人认为轻度或社交性吸烟相对安全，不会损害健康。

二是很多吸烟者罹患烟草依赖。烟草依赖本质是一种致死性的慢病。2018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发现，我国吸烟者中烟草依赖的患病率高达49.7%，而烟草依赖者戒烟成功的可能性显著低于非烟草依赖者。

三是吸烟者对科学有效的戒烟方法缺乏了解。目前，被研究证实有效的戒烟与烟草依赖治疗方法，是采用心理干预、行为疗法和戒烟药物等一体的综合策略。许多吸烟者并不了解这些科学的戒烟方法，与此同时戒烟药物的价格较高且未纳入医保。很多吸烟者在没有采取任何辅助措施的情况下尝试戒烟，戒烟失败率较高。

健康报：为帮助更多吸烟者戒烟，我们目前开展了哪些工作？

肖丹：2016年，中日友好医院牵头成立了中国戒烟联盟，推动建立中国临床戒烟体系。至今，联盟已有284家成员单位、597名理事，并成立了山东、浙江、广西、云南、江苏5个省级联盟。联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戒烟：医者先行”活动，推进无烟医疗机构建设，总结并推广相关经验和规范。联盟还通过组织培训，提高医疗机构戒烟与烟草依赖的诊治能力；开展控烟主题宣传、健康教育活动，提高公众对戒烟的认识，增强戒烟意愿；开展全国协作性研究，推动烟草病学学科建设。

为提高吸烟者的戒烟成功率，同时更直观地展示吸烟对健康的危害，近日，中日友好医院发布了最新研发成果——健康自助小屋。健康自助小屋自带网络，可24小时帮助吸烟者进行咽拭子采样，并进行多种吸烟相关疾病的易感性检测和呼吸道病原体核酸检测，促进公众更加重视吸烟的危害。

下一步，中国戒烟联盟还将持续开展“戒烟：医者先行”工作，加大戒烟干预技术的推广力度，在推进烟草依赖规范化诊治的基础上，与多部门合作联动，不断探索覆盖面更广、更具成本效益的戒烟方法。同时，联盟还将继续致力于开展控烟宣传，把科学知识转变成老百姓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科普宣传作品，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健康观，提升吸烟者的戒烟意愿。

健康报：我国控烟工作还存在哪些薄弱环节？

肖丹：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包括6个关键方面的控烟政策工具，即：监测烟草使用和预防政策、保护人们免受烟草烟雾的侵害、提供帮助戒烟的服务、警示人们吸烟的危害、实施吸烟广告和促销限制，以及提高烟草税收。

在监测烟草使用和预防政策方面，我国已建立一套完善的烟草监测系统，定期开展吸烟调查和评估，为制定和调整烟草控制政策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持。

在保护人们免受烟草烟雾的侵害方面，北京、上海、深圳等约20个城市已通过地方立法实现了全面禁烟，并加大了对违规行为的执法力度，各类室内公共场所二手烟暴露率明显降低。然而，我国目前还没有全国性的公共场所无烟法规。

在提供帮助戒烟服务方面，我国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可及性有待提高。例如，戒烟门诊知晓率和利用率低，全国专业戒烟热线4008085531没有被广泛推广和使用，移动戒烟服务刚刚起步，戒烟药物尚未纳入医保。

在警示吸烟的危害方面，我国烟盒上的健康警示语力度很弱，警示标语不明显，不包含图形健康警示，也没有详细列出吸烟的具体危害。

在确保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方面，我国已出台一系列相关法规和政策禁止烟草广告和促销，然而并未禁止赞助，法律法规仍有待完善。

最后，提高烟草税与烟草制品价格是目前全球公认最有效的单项控烟措施。据世界卫生组织测算，如果所有国家都将烟草税提高50%，可减少全世界4900万吸烟者、避免1100万人因吸烟而死亡。我国政府于2009年和2015年两次提高了卷烟消费税，但目前我国的卷烟价格仍然偏低，与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为烟草制品设置70%以上的税率还存在较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