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均价16元一包的香烟，到2030年要涨到一包59元，涨幅高达269%，这是什么概念？

近日，在全国控烟学术研讨会上，对外经贸大学教授郑榕提出，我国要想达到2030年控烟目标，除了常规监管，还需要考虑价格措施，对烟草产业提税涨价，预计2030年卷烟平均价格要达到每包59元。

控烟是世界趋势。2016年，我国明确了控烟具体目标：到2030年将成人吸烟率降低到20%。然而2020年数据显示，我国成人吸烟率为26.6%，吸烟人数超过3亿，占全球烟民数量的23%，依旧是全球第一大香烟消费国。

那么，提税涨价后，吸烟的人就一定会变少吗？控烟难题就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吗？

提税涨价

我国控烟形势持续严峻，吸烟率居高不下。专家建模研究后发现，在现有水平下如果不加码各项控烟措施，那么2030年将成人吸烟率降至20%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12月5日，在全国控烟学术研讨会议上，当谈到如何实现控烟目标时，对外经贸大学教授郑榕表示，假定非价格措施在当前水平上有序推进落实，各项措施基本达到世卫组织要求的中等以上水平，要达到2030年的目标，则2030年卷烟平均价格要达到每包59元，比2020年增加43元，其中烟草税为每包48元，比2020年每包增加40元，2030年烟草税占零售价格的比重为82%，比2020年增加29个百分点。

很快，上述观点冲上微博热搜，引发网友热议甚至不解。对此，郑榕表示，如果完全依赖非价格措施，难以完成2030年的控烟目标。

根据郑榕的研究测算，在现有水平下如果不加码各项控烟措施，到2030年预计吸烟率将从2018年的26.60%增长至27.64%；即便按照世卫组织的标准，将非价格控烟措施百分百全面做到位，成人吸烟率预计也只能降至22.15%，距离20%的目标仍有差距。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是世界上第一烟草生产和消费大国，成人吸烟率为26.6%，吸烟人数超过3亿，占全球烟民数量的23%。近年来，随着国人对于吸烟危害认识的不断加深，控烟已成大势所趋。

2005年，我国就开始履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并要求所有的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全面无烟。目前，“公共场所禁烟”也已纳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然而多年来，我国控烟效果却不容乐观。

WHO驻华代表处无烟草行动技术官员孙佳妮表示，2007-2019年，全球平均成人吸烟率从22.7%降到了17.5%，但中国的吸烟率却下降缓慢。

根据《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2020》所公布的数据，中国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从1984年的33.9%下降到了2018年的26.6%。34年间，吸烟率下降了7.3个百分点，与2030年将成人吸烟率降至20%的目标还差6.6个百分点，而时间只剩9年。

从卷烟销量看，全球几乎都在下降，相反中国却在上升。据公开数据，2020年全球（除中国外）卷烟销量出现较大降幅，销量为5528万箱，同比下降5.2%。而中国的卷烟销量只有2015年出现小幅下降，自2016年起则呈现逐年上升。

从产量上看，2015-2018年我国卷烟产量有所下降，而自2019年开始回升，到2020年全国产量达到23863.7亿支，同比增长0.9%。2021年1-4月累计产量9482.2亿支，同比增长2.7%。

控烟难

为何我国控烟这么难？

北京控烟协会会长张建枢表示，在我国，虽然严格控烟已经部分落到了“纸面”，但要真正落到“嘴边”、落实到监管层面，依然任重道远。

在他看来，目前立法和执法还存在不少问题：部分城市控烟法规存在空白缺陷，相关执法部门也存在职责不清、人员不足、标准不一等。

2015年6月1日，北京市正式实施控烟条例。这部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控烟条例，虽然听起来颇有震慑力，但在执法时依旧遭遇颇多尴尬。

2017年12月12日，一位微博用户爆料了自己在北京市海淀区某餐厅吃饭时，举报餐厅客人抽烟的经历：

当事人先是拨打了12320官方举报热线，电话语音说已经下班，请拨打北京市疾控中心；打到疾控中心却被告知不管这事，又让打到餐厅所在区的环境局；因为不知道环境局电话，又拨打了114转接到环境局，但环境局表示，他们也管不了，建议拨打12320。

控烟之难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相比我国超过3亿的烟民数量，现有的执法群体显得十分单薄。

据新京报2019年报道，朝阳区卫监所一年接到的投诉不少于5000条，但所内的卫生监督员不到一百人，且都属于兼职，值班人员难以做到及时应对各类突发事件。

一位身处一线的监管人员表示，很多时候工作人员仅有管理权劝阻，却没有执法权处罚，因此一些部门控烟积极性不高，甚至“睁只眼闭只眼”。而且监管层面处于“九龙治水”状态，比如公共场合是按照类型分给各个委办局管理，写字楼属于房管局，网吧、歌厅属于文化委，餐饮属于市场监督管理局。

更有甚者，一些公共场所，尤其是娱乐场所和休闲服务场所，出于经济利益考虑，纵容场所内的吸烟行为。

此外，中国控烟协会公益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李恩泽也曾指出，目前全国尚未出台统一的控烟法律法规，出台控烟法规的地方执法尺度不一。立法亟须统一，执法尺度才能达到一致，控烟力度才可能切实得到推进。

张建枢还补充道，我国政企合一的烟草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控烟的难度。

系统工程

那么，提税涨价就能解决控烟难题吗？

在众多控烟举措中，通过烟草价格及税收调整，提高烟草商的经营成本和烟民的购买成本是目前国际上呼声较高的一种。根据世卫组织的估算，在中低收入国家，烟草制品价格提高10%，可使烟草使用减少5%。

张建枢指出，2015年烟草提税涨价的实践证明税收与价格措施在中国同样有效，是一项既能减少烟草消费又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的“双赢”措施，对于低收入的烟民和青少年来说有更明显的遏制烟草消费的效果。目前我国卷烟税占零售价格比重为56%，距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75%还有较大差距。

2015年5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卷烟消费税的通知》，将“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提高至11%，并按0.005元/支加征从量税”。郑榕表示，这一政策确有成效，当年就出现了一个小的卷烟产量和销售额的下降。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卷烟产销量此后又呈现出稳定增长。对此，郑榕指出，烟草税不能只考虑卷烟的涨价，还要考虑通货膨胀和居民收入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实际上中国居民卷烟购买力在增加。

不过对于提税涨价的效果，烟草系统则是另一种看法。

国家烟草专卖局曾有研究人士对媒体表示，由于烟草能使消费者产生一定程度的依赖，需求价格弹性较低，提高税收对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效应通常大于控制烟草消费的效应。“有一些国家提高烟草税后，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还诱发了严重的烟草走私、加重了低收入群体的经济负担，促使他们更多地选择档次更低的烟草产品，甚至质量更差、危害更高的假冒伪劣烟草产品。”

事实上，郑榕也表示，要达到2030年20%成人吸烟率目标，既不能完全依赖非价格措施，也不能完全依赖税收与价格措施，只有立即采取全面的综合控烟措施，才有可能达到。

张建枢也认为，要达到更好的控烟效果，就要对烟草标本兼治、多措并举。比如需要尽快实现国家控烟立法，实现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严禁青少年吸烟，加大对向未成年人兜售卷烟的违法行为打击力度等。

此外，还应当将戒烟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断提高戒烟服务的可得性和易得性，比如普及戒烟门诊，将戒烟药物和戒烟咨询等干预服务列入国家医疗保险报销目录，并制定合理的报销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