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在线据和讯报道　　控烟带来的巨大健康收益也间接地贡献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减少一个吸烟者就减少一批二手烟受害者，相当于减少对应的疾病防治开支。

　　二手烟凶猛

　　家中有孩子的烟民父母大都会避开小宝贝所在的空间过把瘾，说明一个朴素的道理，所谓控烟就是控制二手烟传播。那么，二手烟有多凶猛呢？

　　世界卫生组织（WHO）认为，2013年全球有500万死亡人口曾经有吸烟史或者处于烟民行列。在因烟辞世的人中，有大约60万受害于二手烟，约占总数的12%。

　　2013年，由中国、美国、英国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选择中国作为范本专门研究二手烟与老年人涉烟健康之间的关联性（中国被认为是全球烟民最多的国家），参与者来自中国安徽医学院、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和美国，研究成果发表在《职业及环境医学》（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杂志。

　　研究背景是，中国有大约6.5亿人不得不吸入二手烟，每个烟民大致会让另外两个不吸烟者被动吸入。中国也是全球老年痴呆症患者最多的国家，且发病率呈迅速上升之势。

　　研究结论是：被动吸烟的老年人罹患老年痴呆症的机会很大，在被调查对象中有10%的老年人患有严重的老年痴呆症。

　　专业机构研究认为，对外界有害环境同样敏感的处于身体发育期的少儿群体，二手吸入香烟的危害也显而易见。

　　2010年，英国皇家医生协会RCP（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发表一份报告，题为“Passive Smoking and Children（儿童与被动吸烟）”。报告认为，2010年英国有约21%的人口（英国人口约6200万）抽烟，与目前北京的烟民比例相若。英国每年因吸入二手烟导致30万儿童看医生，其中有1万名儿童需要住院。

　　在具体病种方面，200例患儿为脑膜炎、120000例患儿为中耳炎、20000例患儿为胸肺部感染、22000例患儿为哮喘.在英国每年40例婴幼儿猝死的病例中，8例（五分之一）与二手烟有关，这些儿童病例都被确认经常性处在被动吸烟的环境中。

　　该报告提醒，孩子被动吸烟最可能的制造者是烟民父母。父母都吸烟，孩子被动吸烟的可能性较之非吸烟家庭大9倍。如果一方吸烟，孩子受影响的概率，母亲吸烟为6倍、父亲吸烟为3倍（一般母亲陪伴孩子的时间相对较多）。报告特别指出，烟民父母为“保护”孩子采取的一些貌似“安全”的手段，到另外一间屋子过瘾，比如打开窗户对外面吐雾等等，其实于事无补，并不会实质上影响孩子被动吸入香烟的结果。

　　在专业界的观点里，青壮年群体长期被动接受二手烟造成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

　　英国在2007年实施公共场所禁烟，两年后的2009年9月，英国卫生部发表报告评估禁烟效果，结论是“效果远超预期”。

　　英国卫生部的报告指出，在此期间英国心肌梗死的发病率大幅下降了10%，这是事先未曾意料到的。而心肌梗死在英国是危及民众生命的严重病患之一，2009年之前，英国每年罹患心肌梗死的人多达27.5万，其中14.6万人死亡。

　　美国心脏协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所属刊物《Circulation》（循环）和美国心脏病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美国心脏学院杂志）发表的两篇文章则认为，同期英国心肌梗塞的发病人数的下降幅度达26%，相当可喜。

　　《美国心脏学院杂志》文章的研究领导者詹姆斯•莱特伍德博士认为，美欧引入禁烟法之后，心肌梗死发病率的下降相当明显，第一年就有17%左右降幅，三年累计可达36%。他认为“心肌梗死的发病率不可能因禁烟降为零，但在禁烟的举措下中短期内显著降低发病率是可能实现的”。

　　德国健康专家瑞内尔•汉内温克Reiner Hanewinkel和美国健康专家杰姆斯•萨金特James Sargent在2012年分析德国DAK保险系统360万参保人的医疗数据后撰文指出，在德国餐饮业禁烟令发布之后一年，参保人罹患心血管疾病入院的比率下降了6.8%，心绞痛的发病率更下降了13%。德国烟草业联合会的企业家们并不赞同这一结论，他们认为此间心血管病患下降的影响因素不仅仅是餐饮业禁烟一个。

　　控烟风景线

　　在欧洲，被认为实践禁烟行动较早的是爱尔兰。2004年3月29日是爱尔兰在公共场所禁烟的第一天，全球主流电视媒体派出报道组在都柏林一家酒馆见证了爱尔兰禁烟令的生效日。

　　爱尔兰被称为“酒馆之国”，酒馆文化在爱尔兰传承良久。酒馆文化中有一个内容：烟酒不分家，起初相当多的爱尔兰人并不认为可以成功把香烟从爱尔兰的酒馆中赶走。资深烟民、爱尔兰旅游部长迈克尔•林说： “我曾经认为这项禁令永远也不可能实现。因为酒和烟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爱尔兰酒商联盟（Vintners’ Federation of Ireland）之前发表声明认为，禁烟令“无必要、不可行、无道理”，爱尔兰烟草业协会则预言，餐饮业、宾馆酒店业将遭受重大“打击”，损失大约6.5万个工作岗位。

　　禁令生效后一个月，爱尔兰卫生部门的调查结果出乎意料，包括该国当时7800个酒吧、酒馆在内的97%的工作场所实现无烟环境，民调显示当时有80%的烟民给禁烟令投赞成票。

　　2013年，爱尔兰无烟研究所（TobaccoFree Research Institute Ireland）发布该所的统计数据表明，禁烟10年，爱尔兰有3700人因此保住性命（爱尔兰人口约450万），心脏病发病率下降26%，中风发病率降低32%，效益显著。

　　继爱尔兰之后，2004年有挪威、新西兰，2007年有意大利、英国，2008年有印度、2010年有希腊，2011年有巴西、2014年有俄罗斯加入全国性禁烟的行列。还有一些国家如美国、德国虽未有全国性禁烟法律，但在州一级禁烟。

　　2002年美国通过了一项法案《Smoke-Free Air Act》（无烟空气法）。法案规定，禁止在办公室、地铁、酒吧等“带盖”的大多数公共场所吸烟，后来延伸到餐厅、商场。控烟执行最强力的被认为是美国人口最多的三大城市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2011年纽约甚至将供民众散步休闲的公园、沙滩、步行街及广场“不带盖”的场所纳入禁烟范围。

　　据统计，控烟10年后的2012年，美国的成年烟民从上世纪60年代的42%下降到19%。据统计美国3亿人口有大约4500万成年烟民，根据《美国医学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刊登的文章资料，美国因抽烟引发的疾病每年花费医疗费960亿美元（约合5952亿元人民币）。令美国学者担忧的是，在成年烟民减少数百万的同时，18～25岁的烟民却在增加，34%的青少年承认数月内抽过烟，每年有80万美国青少年加入烟民队伍。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于2014年草拟了一部新烟草法案并且交予社会公众讨论，征求意见。这部草案的一项内容被认为颇具争议。这就是：需要计算减少抽烟的成本效益，这个成本效益的计算参数是“幸福感”。新法规认为，对减少吸烟带来的效益，如降低过早死亡和心血管疾病发病率，需要乘以一个系数0.3才是可供参考的实际价值，再把这个价值与烟民放弃吸烟丧失的幸福感比较，作出是否戒烟的决定。

　　草案甫一出炉，立即在美国公共卫生领域引发强烈反弹，其中暗含一个经济悖论：何处监管吸烟越严厉和成功，该处在经济核算中的损失越大。换言之，控烟成功拖了GDP的后腿，因为该草案将控烟的经济效益基本“抹杀”了。有学者认为，这个法案如果兑现，有可能引起烟草业挑战控烟法律的行为。也有学者认为，对一直加强控烟的FDA，这个新法案的作用是负面的，会阻碍控烟执法。FDA是美国控烟的执法者，由FDA起草的这个新法案在有些人看来，有执法者自己捆住手脚之嫌。

　　相当多的反对意见来自经济学界，认为该法案在控烟的成本和经济效益上计算失误。这个失误来自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人”是理性的。但是，吸烟者并非理性经济人，抽烟往往与青少年时期的冲动有关，而戒烟却因为有心瘾很困难。

　　德国的禁烟则一波三折，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西德就开展禁烟运动，但经过20年的努力才上升到法律层面的操作。1998年德国联邦议会讨论《保护不吸烟者法案》（足见切入点是二手烟），但未获通过，站出来反对的居然是当时的德国健康部部长赫尔斯特•瑟赫菲尔（Horst Seehofer）。8年后的2006年，当联邦政府再次与社民党议员联手提出禁烟法案时，再次被否决，这回的强势反对者是联邦法律部长布里吉特•泽普里耶特（Brigitte Zypries），理由是“联邦议会不具宪法功能，不能就公共场所是否允许吸烟做决定。”

　　造成德国禁烟法案两度流产的主要原因来自经济考量，最大的反对力量是餐饮业。德国餐饮业联合会认为，实行禁烟法的国家都对经济造成过“严重影响”。德国盛行啤酒文化，在酒馆抽烟是消费者最常见的行为，如果在酒馆禁烟，很可能赶走大批消费者。2005年，德国政府与餐饮业联合会达成一个折衷方案，在不立法的前提下，在面积大于75平方米的提供餐饮的场所，划分吸烟区和非吸烟区，在2008年之前完成。

　　但8年后原先对禁烟法案持反对意见的前联邦健康部长瑟赫菲尔态度有了180度转变，认为必须出台“特别严格”的禁烟法令。同时，德国16个州政府也认为应该开展禁烟，但对禁烟的细节有争议，以至于州长们召开的相关会议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07～2008年间，德国各州自行订立《保护不吸烟者法律》，其中最严格的数巴伐利亚州，当年担任州长的埃德蒙德•施托依贝尔（Edmund Stoiber）下令“在所有公共建筑内和所有餐饮店内不许吸烟”。但是也有与巴伐利亚州宽松程度不一的禁烟令，以至于有人调侃德国人出门应该带上“禁烟地图”。

　　2015年5月，德国联邦药物成瘾问题专员玛勒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