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在线专稿　　据有关媒体报道，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原院长赵平在3月8日召开的政协会议上建议，中国的烟草税和香烟的价格应提高30%，以减少吸烟量。赵平表示，如果香烟价格增长30%，将会有50%的烟民减少吸烟。他认为，香烟价格至少应提高3成，最好达到5成。”他还指出，“美国就曾用提高香烟价格的方式，减少了吸烟量”。

　　香烟是商品，它的生产、销售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赵院长提出的提高香烟的税率和价格的做法事实上是属于政府干预的方法，也是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经常采用的、宏观调控的做法，与市场经济是背道而驰的。当前，我们正处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李克强总理不止一次提到，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政府主要做好服务工作。此外，提高税率和价格其实是一回事，即便价格提高了，也只是一部分香烟的价格，不可能所有香烟的价格都涨到能让“50%的烟民减少吸烟”的程度。而且绝大多数烟民吸烟只是习惯，他们对于价格并不感冒，该吸烟的还是会照吸不误。而且一旦香烟的价格高到一定程度，制假、贩假的不法分子会借机而动，相应的各种假冒伪劣的香烟就会充斥整个卷烟市场，对于国家的财政收入将造成严重冲击，这想必是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对于控烟，笔者一直认为应该从宣传教育做起，而且只做增量，不做存量。也就是说要以还没有开始吸烟的青少年为主，教育他们珍爱生命、远离烟草。而对于成年人及吸烟多年的烟民，我们所能采取的只是提醒，甚至连劝阻都不用，因为他们也不听劝，而且劝阻不当往往会发生意外的后果，近期就有不少因劝阻吸烟而受到人身伤害的案例。因此，如何做好青少年的禁烟工作，尽最大努力减少低龄烟民才是控烟工作的当务之急。

　　关于控烟，还有一种观点也很有市场，就是加大控烟的立法。其实，正如我国其他领域一样，控烟并不完全是因为立法不健全，相当多的时候是有法可依，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执行力度太差。在很多场合的管理者看来，似乎执行不执行真的是无关紧要，比如餐馆，为了照顾生意，鲜有经营者有动力、有能力去对吸烟者进行劝阻，而在这些场合无一例外的都没有强有力的执法者去进行监督。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另一些场合，比如飞机、高铁车厢，你看到过有几个人吸烟？其实，我们换个角度想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餐馆、商场不能做到像飞机、高铁车厢那样高强度的执法呢？这说到底是个能否做到执法必严的问题。二是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不强。绝大多数的控烟法规只是规定了大框的问题，而对于具体的细节问题却语焉不详，比如是谁要履行对吸烟者的劝阻职责？不履行职责怎么办？对吸烟者劝阻无果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如果罚款是谁来执行？罚没款用来干什么？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等于说这部法规没有执行的土壤，那它的可操作性就可想而知了。

　　赵院长还谈到了“美国曾用提高香烟价格的方式，减少了吸烟量”的案例，笔者在这里想强调的是，禁烟和控烟的文化在美国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这与美国民间社团的大力宣传是密不可分的。据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在美国参与控烟的民间机构就有1400多家，这其中包括由美国许多医生、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的美国癌症协会等著名机构。而在中国，参与控烟宣传的民间社团乐观估计不超过100家。此外，从烟草税方面来看，美国的税率约为40%，而在中国，最常见的甲、乙类卷烟税率分别为45%和40%，基本上与美国是持平的，甚至还略高一些。但是我国和美国的人均收入相比呢？恐怕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如此看来，提高烟草税的做法，只是对增加财政收入略微有些好处，而对于控烟来说真的是收效甚微。

　　再退一步讲，增加的这些财政收入如果真的能充分用于控烟工作和救治吸烟者，那这税也算没有白提高。据2012年数据显示，美国每年用于各种医疗的费用已经占到GDP的17%，而且随着奥巴马全民医保政策的陆续推出，这个比重还在持续增加。而据某权威网站报道，2014年我国的医疗费用才占到GDP的5.1%，而且还是在持续多年增长之后的数据。就即便这5.1%的医疗费用，又有多少用来对吸烟进行救治呢？事实上，真的可以用微乎其微来形容。由此看来，提高烟草税率和价格的做法，无疑是在做表面文章，治标不治本，甚至能不能治标都难说。

　　“治大国如烹小鲜”，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每一项改革、每一项政策的制定都是一个综合治理的过程，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单纯的从某个角度出发，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如何进行科学的、有效的控烟，既关乎我国经济的发展，又考验执政者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