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一上班，领导就到我们办公室来宣布，自今日起，不允许在办公室里抽烟了。

　　这是继所有办公室必须张贴“禁止吸烟”标识、会议室全面禁烟以及公共场所不允许摆放烟灰缸以来，单位落实的又一个控烟政策。领导话音刚落，我们办公室里哀鸿遍野，几个烟民纷纷叹息，看来以后吞云吐雾只能去厕所和楼道了。

　　无独有偶，领导宣布完不久，笔者就在《新京报》的官方账号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新一期控烟榜：写字楼被投诉数量居首》。消息中提到：根据最新一期“无烟北京”公布的消息，2020年3月30日至4月5日，“无烟北京”微信平台接到群众对违反《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的投诉场所举报共143个。在多个上榜写字楼的投诉内容中，“男卫生间”是被投诉的“重灾区”。中铁商务大厦、四惠大厦、清华科技园创业大厦、达美中心被投诉，都是因为“男厕所聚集吸烟”、“有人在男厕所吸烟，无人劝阻”。烟民们认为在卫生间内吸烟并没有妨碍他人，但是从投诉内容来看，“路过男厕所烟味特别大，令人窒息。”

　　依照北京控烟这样的发展趋势，目前为我们办公室里几个烟民所不齿的卫生间和楼道这样的“据点”，估计以后也保不住了。

　　老实说，作为一个非烟民，听到不允许在办公室抽烟的消息很开心，在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我举双手赞成。还记得以前政府没有大力控烟的时候，非烟民大多数时候都只能被动的抽二手烟，是控烟政策保护了我们的权利，改变了以往我们只能被动吸二手烟的局面。

　　但是，有句话说：自由的边界是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在保护了非烟民权利的同时，控烟政策是不是对烟民权利有所侵害呢？

　　关于烟民的权利，其实主要集中在选择权上，比如选择是否吸烟、选择在哪里吸烟、选择吸什么烟、选择吸多少烟等等。其中控烟条例涉及的，主要是选择是否吸烟和选择在哪里吸烟上。

　　我们以现行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2015年6月1日起施行）为例，来看看控烟政策是不是对烟民权利有所侵害。

　　先说烟民选择是否吸烟的权利。对于吸烟，条例中使用的是“控制”一词，比如第二条就开宗明义，说的非常清楚：“本条例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控制吸烟工作。”既然是“控制”而不是“禁止”，那就说明，烟民们可以选择吸烟，也可以选择不吸烟，控烟条例并没有侵害烟民选择是否吸烟的权利。

　　再说烟民选择在哪里吸烟的权利。在这一点上，《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中明确规定：“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第九条）”。“在幼儿园、中小学校、少年宫、儿童福利机构等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活动人群的场所；对社会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体育场、健身场的比赛区和坐席区；妇幼保健机构、儿童医院的室外区域禁止吸烟。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举办大型活动的需要，临时划定禁止吸烟的室外区域（第十条）。”

　　这里使用的是“禁止”一词，如果有烟民在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就违反了条例，必须受到惩罚。

　　那这是否侵害了烟民的选择权呢？我认为并没有侵害。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第一条这样描述：“为了减少吸烟造成的危害，维护公众健康权益，创造良好公共环境，提高城市文明水平，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北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由于“吸烟会造成危害”，因此，基于对公众健康权益的维护和对公共环境建设、城市文明水平的考虑，条例对烟民们吸烟的场所进行了限制，在这些场合之外，烟民依然可以吸烟。

　　我们讲选择权，必须是建立在不伤害他人利益、不妨碍公共利益的基础上的。当烟民的选择权与公民的健康权（不仅仅是非烟民，也包括烟民自身健康在内）、公共环境的维护产生冲突的时候，采取措施进行限制并不是侵害。所谓自由，是有范围的自由，不是无限的自由；所谓选择，也是有范围的选择，而不是无限的选择。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尽管控烟条例本身并没有侵害烟民的选择权，但是却存在两个问题，事实上带来了对烟民选择权的影响，也是控烟工作的矛盾所在。

　　第一，虽然控烟条例从未要求“禁止吸烟”，但目前社会舆论对于控烟的理解，还停留在“禁止”而不是“控制”上。大家普遍认为，因为吸烟有害健康，所以必须完全禁止，甚至在网上，很多人用“禁毒”来类比“控烟”，把烟草制品和毒品相提并论，认为目前的控烟政策太轻，必须从生产、制造到消费全部禁绝。一旦从“控制”变成了“禁止”，那就是对烟民选择是否吸烟权利的侵害。

　　此外，不知道是因为对控烟政策的理解不够，还是被社会舆论带了节奏，不仅仅是非烟民，很多烟民也认为，控烟政策是要求他们戒烟，是禁止吸烟，所以对控烟政策有抵触的心理，认为自己的权利遭到了侵害。

　　第二，虽然控烟条例中规定了禁止吸烟的场合，但是现实中却缺乏对烟民选择权的配套措施进行保障。公共场合全面禁烟，但又没有划分吸烟区或者设立吸烟点、吸烟室，如果烟民要抽烟，就只能到室外去，但室外吸烟非常不方便，拿我们办公室的几个烟民来说，上班都忙，争分夺秒还要加班加点，坐电梯下20楼找地方抽一根烟，一来一回动辄二三十分钟，谁有这个闲情逸致？就算有，领导也不答应。这就造成了烟民在吸烟场所除了室外其实并没有选择，这还不考虑上述室外不允许吸烟的场合。如果你不想去室外，那要么戒烟，要么冒着被罚、被投诉的风险，在卫生间偷偷抽上一根。

　　可能有人会说，这不正好吗？戒了算了。咱们暂且假设戒烟不需要过程，一声令下说戒咱就戒。但这又回到了第一个问题，这样做实际上侵害了烟民对于是否吸烟的选择权。尽管提倡戒烟的人也是基于烟民的健康考虑，但无论出发点是什么，选择权都在烟民手里，谁都没有权利以任何名义剥夺。

　　所以说，目前的控烟条例，实质上并没有对烟民的选择权进行侵害，但是由于社会大众对“控烟”的认识有偏差，以及缺乏配套的措施或者制度来作为控烟条例的补充和支持，加大了控烟条例的执行难度。这就导致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由于很多烟民在事实上没有办法选择吸烟地点，要完全戒掉又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只好冒着风险在公共场所抽烟。控烟人士看到这一幕，又认为控烟政策不利，不断要求更加严厉的控烟政策。烟民们的境遇每况愈下，不知所措；控烟人士的目标无法达到，不断加码。结果把好好一件事弄得剑拔弩张，最终控烟效果还不尽如人意，也是我们这些非烟民不愿意看到的。

　　可是我们也都知道，什么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控烟之路任重道远，完善的制度、措施也不是一天就能形成的。我们只能呼吁政府和各级机构、组织能够一方面加大对控烟条例的宣传力度，增进社会大众的理解和支持，形成理性控烟的舆论氛围。另一方面采取措施进行文明吸烟环境建设，划分吸烟区，设置吸烟室，给烟民们多一些选择和理解的同时，积极劝导他们少抽烟、尽量戒烟。